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

所属分类:文化研究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徐新建 巴蜀书社 (2011-09出版)   作者:徐新建 编   页数:258  

内容概要

  遗产是过去给未来的珍贵礼物。这份礼物的传递注定由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完成。这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遗产都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遗产研究与保护也日益成为一项紧迫的国际性事务。必须看到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中,遗产保护,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并不仅仅是对遗产作为对象的保护,而更强调维系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的永续关系,强调保护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并倡导跨文化、跨族群的对话与责任。因此,深入推进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遗产体系与遗产话语,具有中国对话世界的重要意义。

书籍目录

发刊词
历史的责任与担当
专论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
遗产的崛起
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
世界眼光
跨国族群意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中越边境京族文化边界的个案研究
亚裔文学的珍贵遗产——天使岛诗歌与囚禁叙事
笔谈
重释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
民间信仰表述的历史路向——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
文化遗产的意义
活着的传统
非物质遗产的审美规范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重述
田野实证
苗族山林农业的文化遗产——关于木楼、米酒和草木灰等典型案例的调查讨论(一)
景观遗产与旅游应用——国酒茅台的区域案例
用牧人的眼睛看这世界
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
区域与历史
大禹崇拜在川西北羌族地区
精致与繁缛:明清时期的民间造物艺术
三星堆残身鸟足人像考
访谈
遗产、旅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科•马达兰访谈录
作者、译者简介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11年,中国发生了史家所称的“辛亥革命”。
革命矛头直指本土从政治到文化的既存体制和旧式传统,并开启了20世纪暴力式的变革先河。
自那以后,尽管革命的主体和阵营不断更替,对旧体制、旧思想和旧习俗的攻击、摧毁则几乎始终如一。
“辛亥革命”在组织上源自孙中山等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该会于1905年前后发布的《革命方略》等文告,昌明了革命的原因、手段和目的,认为“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并且,“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
在这样的基础上,孙中山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宣告的政府任务便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辛亥革命”奉行的路线是武装夺权。
这与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表示的盛赞密切关联。
孙中山说“太平一朝,与战相始终”,今天的革命者“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
而一旦将革命的对象定为“专制流毒”,一切既存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观念基础便均在横扫之列。
贯穿晚清到民初的、与武装夺权有所区别的另外一条革命路线,是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文化维新。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宣扬的“三界革命”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影响巨大。
梁启超的“革命观”受日本译名影响,强调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与“淘汰”而非政治与军事的“武力”和“暴动”,但也将二者关联在一起,并且注重前者对后者的引导和制约。
他指出革命是“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岂惟政治上为然耳”,故“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
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若此者,岂常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以这样的看法为基础,梁氏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著名主张,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种观点的核心便是立足文化、革旧维新。
延续到陈独秀那里,便演绎出新旧对立的“文学革命论”。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先是指出“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
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继而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问题在于已发生的革命皆“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淤”,致使“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
于是,陈氏在肯定批判孔教开创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学革命为例,明确主张建立三新,推倒三旧,亦即以革命者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对照,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及“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至此,在文武并置的革命路线下,中国既有的典章制度及文化艺术均被视为新世界的进化障碍,不是被当做“专制流毒”革除,便是当做“黑幕”、“垢污”及“陈腐”、“迂晦”的旧传统而予以推倒、扫荡。
在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程里,在“反传统”方面表现最力的是两次全民动员。
除了1919年“五四”兴起的“打到孔家店”以外,便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从对待传统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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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研究:第1辑》描写了遗产的问题丰繁复杂,世人的看法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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