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

所属分类:世界文化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国] 以赛亚·伯林   页数:256   译者:潘永强,刘北成  
Tag标签:政治哲学,历史,文化,政治,政治学  

前言

他拥有聪明但也是严酷的外表,而他的所有面部表情都显示着一种狂热。他签署死刑令时眉头都不动一下。他的座右铭是“目的证明手段合理”。在一切按其计划进行之前,他从不停止工作。以赛亚·伯林:《目的证明手段合理》(1921)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本书。以赛亚·伯林散见各处的讨论苏联时期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不但质、量俱佳,而且与众不同。1991年,在《扭曲的人性之材》成功出版之后,针对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解体,我向伯林建议,正好借此时机将他讨论苏联的文章结集出版。但他拒绝了,他说我所提到的那几篇东西大多数还不确定、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且多少有些过时。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书籍目录

导言编者序言1.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2.访问列宁格勒3.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4.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5.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6.苏联为什么选择隔离自己7.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8.在苏联的四个星期9.苏俄文化10.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人名汇编进一步阅读文献索引

章节摘录

他能让他那些国内国外战战兢兢的组织成员变得那么的丑陋和卑贱。
他死后这一政策一度得到他的继任者的维护,理由是,在摧毁旧世界、催生新世界的时候,不能指望那些旧世界的破坏者和新世界的建立者有时间研究艺术和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因此至少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必须毫无怨言地忍受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
如何能够让这样一个为欧洲语言增添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为革命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决定性作用的知识阶层,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此绝对地俯首贴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其中列宁在推翻旧制度保卫新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远非马克思所能及;在遭到摧毁时,他们也没有大声疾呼:只是流亡国外的有一点愤慨的声音,但在苏联国内则是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从。
仅仅通过恫吓、酷刑和暗杀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我们所知,这个国家早已对这类方式司空见惯,但仍然在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保持了一种活跃的革命地下活动。
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通过他自己对统治术的独创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发明值得每一位研究统治的历史和实践的学者关注。
四第一项发明被奥蒂斯称作“人为的辩证法”。
众所周知,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事物的发展并非遵循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借助各种力量——正题和反题——的冲突,最后以它们的角逐和一场皮洛士式的代价高昂的胜利而告终。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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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人文与社会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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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46条)

 
 

  •     1945年9月,以赛亚·伯林开始访问苏联。当时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还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当他拿到去莫斯科签证的那一刻,心情既兴奋又有些惶恐不安。自从1920年他们全家辗转流亡到伦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还从没有踏上过这片广袤的土地,心中自然对这段旅程有所期待。但他的担忧也显而易见,他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印象还停留在童年时期革命的***、杀戮,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上面。而且这个时期的苏联风传到国外的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屠杀无疑更加剧了他童年时期对恐怖事件的印象,乃至于他终生对恐怖主义无比讨厌。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伯林一直做着被捕的噩梦,他无法预知到这段旅程会发生什么。 当时身为外交部官员的柏林还身负重任,根据上面的指示,他要在这次访问之后上交一份关于苏联整体局势的观察报告,主要用于分析二战后美英苏之间的利害关系。但是等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才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机会能够深入探究这个国家的内幕,所有他见到的人都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怖心情,不敢谈论时事政治。他除了在大使馆办事处分到了一张桌子,每日准备一份报纸的新闻摘要之外,基本无事可做。而且这个时期看到的报纸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口号,千篇一律的内容,令人压抑单调的图片,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揣测到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后面是血淋淋的现实境况。经历过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俄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变得噤若寒蝉,不再有人敢于尝试新的思想上的骚动,入眼处皆是死水一潭的顺从。1939年斯大林虽然停止了各种迫害活动,但是俄国文学和艺术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像我们熟悉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等不是被(自)杀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除了那些政府碍于拥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诗人能够存活下来,剩下的那些人只能依靠对权威的卑躬屈膝苟活于世。伯林记录下来这些印象的时候,已经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但是在他的回忆中,苏联的那种印象一如既往的深刻而清晰,他看到的每个城市都像一个个孤零零的墓地,没有一丝生机。也正是在这种阴郁、羞耻和恐怖的氛围当中,他在偶然的机缘中得到了拜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机会。 经历过大清洗之后的俄国文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基本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一些都是跳梁小丑一样的歌功颂德的二流作家。但是当伯林得知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还活着的时候,他心中的惊喜无法言喻,对他而言,这两位诗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化身,体现了过往岁月里的艺术繁荣。他去拜访这两位“大人物”的经历被我们这些后来人无数次传诵,甚至已经有了几分朝圣和聆听神谕的意味。很难准确估计出这两位诗人对伯林以后的思想历程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毋容置疑,伯林的一生始终都在寻求着天才人物对自己的肯定,他以后身上的那种独特的俄国气质、英国风格和犹太习性巧妙地融合于一身,改变了他一生研究和思考的方向。在英国的牛津岁月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这些人都曾经称赞过他的价值,但是在俄国的这段与这两位天才诗人交往的经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重要。在写于1958年的一篇评论中,他提到帕斯捷尔纳克时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无人敢否认他是一位天才的抒情诗人,即便是他那些在政治上或个人方面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只要存在就仍然对有文化的俄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产生深刻的道德影响。许多人只是通过传闻知道他的成就,但把他视为世俗的圣徒和殉道者。他始终不顾可怕的压力而忠于自己的信念和艺术,而其他许多作家则在这些压力面前屈服了。” 1945年伯林去拜访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这位诗人生活在苦闷之中,他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合作,这种妥协的羞耻感以及对许多朋友无能为力的负罪感纠缠一起长期折磨着他的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灵魂的契合,对俄国命运共同的担忧以及对身为犹太人身份的异化的关注而愈加深入。随后的几次拜访中,伯林也获知这位作家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革命和战争中的命运的小说”。十一年后的1956年,伯林携新婚燕尔的妻子到莫斯科度蜜月,再一次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尽管诗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已经结束,俄国貌似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是对一个独裁政府而言,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迫害并无多大区别。也正是在这次拜访中,帕斯捷尔纳克谈起他已经完成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早已对在他的祖国出版小说不报希望,因此他委托伯林希望能在国外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火去焚烧,去摧毁人们的心灵”。伯林劝阻他为家人和自我安全的考虑,最好放弃这个念头。作家变得勃然大怒,他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已经和他的儿子们谈过,“他们已经做好了受罪的准备”。伯林在他的坚持之下,最终答应将他的小说做成缩微胶片带出国境。1958年,《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随后作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已经熟知,迫于政府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被开除了作家协会,1960年郁郁而终。 谈论起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几次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显露出更为微妙的成分。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中,阿赫玛托娃留给伯林的印象是一个“悲剧中的女王”,举止从容高贵,具有天才般的自负,女王般的傲慢,偶尔还会流露出深深的忧郁。他们彻夜长谈,背诵诗歌,回忆往事,指点俄国文学,甚至还谈到文艺复兴。伯林完全被阿赫玛托娃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她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如赫尔岑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这位女王对伯林的影响终生可见。1945年12月年回国后,按照原本的要求伯林要写一份对苏联的观察报告,但是他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写俄罗斯文化的整体状况,这就是收录到《苏联的心灵》中首篇文字《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很显然这是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影响,用《伯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的原话说就是:“它相当于一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化史,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1949年伯林已经决定放弃哲学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他开始对俄国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阶层感兴趣,他整理出的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思想脉络,把他们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见证的代表,提出了作家应该捍卫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思想——这样的一项研究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俄国思想家》一书,这本书同样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的感召。在伯林著名的“自由的两种概念”即他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的时候,同样能发现阿赫玛托娃的影子,因为正是通过对那个极其恶劣时期下女王一样的诗人的拜访中,伯林意识到了个人的天赋即使处于最不自由的逆境之下也仍然可以开花结果:“自由与其说是人类兴盛的必要条件,倒不如说是偶然条件,就像知识对于人类的兴盛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赋予过人们自由,而自由也并不总是让人变得更好。”对消极自由的概念,还有比这种解释更为恰切的么? 也许我们会以为简短的几次拜访不可能对伯林的思想发展历程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但是千万不要错误估
  •       作为曾经的俄罗斯人,后来的英国驻俄外交官和热爱自由的学者,无论从哪方面看,伯林对俄罗斯的持续兴趣都顺理成章。这册文集,除了最后一篇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的《不死的俄罗斯知识阶层》是较宽泛的时评类文章,其余部分都集中关注俄罗斯历史的黑暗时期。这段时期里,俄罗斯遭受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俄罗斯有过无数伟大的心灵,最坏的年月愈发能衬托出这些心灵的可贵。第五纵队式的内部绞杀,不仅直接损害这些心灵,更破坏了他们栖居的土壤。
      
      伯林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不尽相同,亨利*哈代在《编者序言》里介绍得很清楚,有向政府提交的备忘录(《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有受编辑所托而写的评论文章(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另一篇鉴赏文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为专业杂志(或机构)撰写的文字(《人为的辩证法》等)和自己的私人回忆(《访问列宁格勒》等)。不同的动机、题材、文体,保证了行文视角的多元,加之伯林又是整个苏联时代的见证者,所以这本书有特殊的价值。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顺理成章的期望,却往往滑向不切实际的狂热,影响了到对周围世界的清醒认识。伯林既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冷静思想者,又与苏俄社会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所以他的证言有摆脱"当事者迷"的可能。
      
  •     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晚来了许多年——毕竟,苏联时代早已化为尘土,连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心灵(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像是难以触及的历史人物),不过它自有其跨越时空限度的价值,因为那种在黑暗中默默坚守的形象,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战后苏联时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截面。
  •     “他们渴望去西方访问,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回国,他们也不会去。他们深深地爱国之情不带意思民族主义的色彩。阿赫玛托娃不打算离开。无论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她也绝不抛弃她的祖国。”——爱这个国家就是,不因为不满意她的现状而怨恨或者逃避现实,不因为面临几百万无辜者的死亡而怀疑自己的爱国之情。苏联时代有很多伟大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广为人知,他们的作品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令我羡慕这个民族,尽管它有那么多明显的缺点,可是却有着世界上最纯粹的爱。
  •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斯大林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是人类的目的,能够满足我们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他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以赛亚·柏林《民主,共产主义和个人》在曼荷莲女子学院的讲演,1949年
  •     好书,对于了解苏联有益。
  •     伯林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见证人,让伟大的心灵得以呈现。
  •     苏联的心灵
  •     柏林的作品,都值得一读,苏联时期,文人们还是有些建树
  •     书评很好,正准备看,苏联是近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
  •     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     所以,还是看看苏联的,过过干瘾吧。
  •     喜爱以赛亚柏林!
  •     这些不屈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保留下了火种。
  •     了解那个时代文化和诗人们。
  •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个民族的悲剧。
  •     对得起年度好书的标签,需要多读n遍,分明是中国的心灵
  •     冰冻的年代,也有伟大的心灵,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不死!
  •     自由主义的书,好 自由主义的书,好
  •     了解一下外国的历史也不是一件坏事
  •     也许第三者的角度更客观,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     见证历史,见证良知。我们的心灵在哪里?
  •     对分析这一时代很深入!!见解深刻!
  •     翻译人老喜欢加一些自己的东西进去,不过这本相对于其他还不错
  •     这本书作为神日礼物送给母亲,母亲很喜欢,运输速度快,包装好,谢了,只是前几天出去了,拖到现在才写评价,抱歉啊
  •     内容不错,送给别人的,对方很喜欢!
  •     度过电子版,再读时有些不寒而栗,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     柏林,不错,翻译的不行
  •     很有启发的讲解
  •     推荐大家购买啊
  •     看当下,很有启发。
  •     不错地版本
  •     书小
  •     言语犀利
  •     深入历史的深处,历史秘密在人心。
  •     好好读读。
  •     书不错,没有写的很血腥,但是还是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凝重,不错的书。
  •     很好很好!!眼光犀利,思想深邃,行文优美!
  •     发货速度还行 第一天的晚上八点买的 第三天中午到的
  •     柏林的书比较容易读,一口气读完的。
  •     挺好的书 一直都在当当买
  •     前言很多,正文内容很少,翻译比较刻板,不容易理解。
  •     好好 书面容易起皱 唉唉啊啊
  •     本书收集的文章记述了伯林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次出访苏联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对于苏联政治体制、政府目标及实现手段的分析。
    个人感觉《人为的辩证法》和《苏俄文化》两篇文章是其中的精华。当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现实不符合时,人们究竟应该尊重事实而反省理论,还是人为的“创造”历史去适应理论的前提?是公民自己选择,还是由独裁者代表国家替公民作出选择?伯林为我们分析展现了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是如何为了维护政权统治下政治、经济的稳定,而制造和操控着理论并剥夺着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一切创造物,在国家的权力高压下,人们疲于应付政策改变对自身安全的影响,以求自保而无力思考。
    文章的内容现在也许不算新鲜,但伯林的分析仍然发人深省。美好远景的实现是否真的需要付出眼前巨大痛苦的代价?以史为鉴我们才可能避免苦难的轮回。
  •     这书比较专业。算是一家之言(这一主题有不少一家之言)。
    有些资料性内容。
    但一定要与相关俄国(苏联)文化的其它书籍对照看,才能互为补充,不至于形成偏颇的观点。
  •     苏联存在了七十多年后解体了,这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特别对于中国来说,苏联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因此读一读这本西方人写的关于苏联文化的论述、见闻,对认识这一社会体制下产生的文化影响具有特别的意义。
  •     其中的重头戏以前在期刊上都已读过,买下此书只是收藏。较之前伯林的译作,此书更为轻松,为散文而非学术之作。对阿赫玛托娃等有兴趣的文人们,从中可获得不少谈资。要想对伯林的自由主义有进一步的理解,看来还得等他的新译问世。
  •     书得封面和印刷都还不错,只是内容比较晦涩枯燥,或许是因为对苏联文化比较陌生吧
  •     本书写得比较公允,对了解真实的苏联,提供了又一个认识角度。
  •     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晚来了许多年——毕竟,苏联时代早已化为尘土,
  •     苏联的过去是我们深思的财富
  •     内容冷僻,但对想了解苏俄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倒是很难得。这类书的受众群体不是很大,喜欢看通俗小说、言情小说、口水小说和看图说话读物的读者请谨慎购买,免得浪费金钱。
  •     伯林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术后有大量附录,有些不值。内容还是不错的。
  •     因为此前已经看过《伯林传》和《伯林谈话录》,所以对书中内容相对比较熟悉。
    总体而言,伯林的东西还是很值得读一读,况且讲的也不艰涩,还是挺有启发性的
  •     刚买还没来得及看,最开始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原因才购买这本书,但是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值得各位独立思想者欣赏~
  •     前面几篇文章叙述的比较多,只有人为辩证法和苏俄文化这两篇的理论趣味较强
  •     书蛮好的,看俄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看我们自己。
    就是语言有些拗口,不知道是原作者本来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
  •     这本书,其实写的很真切,但是人民有些复杂,要很认真去看书,通常看到一个陌生的人民去翻后面的资料,有时伴随着几个人陌生人名,了解完他们的介绍之后,回过头来又容易忘记刚刚最初看的什么。。。。
  •     无疑,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信仰与独立思考。我们总是从属于某种固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或评判标准,比如马克思主义。而不去思考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盲目的跟随与服从,丧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只是作为某种工具存在而存在,但是一个完整的社会需要特立独行、独立思考。因此,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     从文学的角度揭露专制的荒谬
  •     还没看内容,主要是因为是人文社会译丛就买了,很喜欢这一系列的书,又不是很贵,先收藏着。
  •     翻译确实很到位,但书的纸质、包装太寒碜。话说回来,这样冷门的书有人慧眼识珠已经很难得了。
  •     买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很有用
  •     还没有认真看完
  •     总体不错吧
    还没开看
  •     名著啊,有思想。
  •     给爸爸买的书 他很喜欢
  •     书还没看,感觉是正版的。不错。
  •     从我们的视角选择的书籍,还是能看的。
  •     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的文化
  •     没来得及看,无法评论
  •     书名很吸引人,但总体令人失望,只有《苏俄文化》等极少数几篇文章还值得一读。其实,柏林本人在生前就不太看重这些文章。无奈其显赫的名声,这个集子还是在他死后出版了。
  •     对“苏联心灵”有如此深刻独到的见解,在西方学者里实属凤毛麟角。特别是他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会谈更为世界知识界留下了及其珍贵的精神遗产。伟大心灵之间的交流,碰撞,结出了巨大思想的硕果。感谢伯林。
  •     与纪德访苏归来中游记式的表象批判不同,柏林对俄国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与批判可谓相当客观与透彻,对照本朝亦颇多可鉴之处。
  •     本书收集的文章记述了伯林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两次出访苏联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对于苏联政治体制、政府目标及实现手段的分析。个人感觉《人为的辩证法》和《苏俄文化》两篇文章是其中的精华。当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理论和现实不符合时,人们究竟应该尊重事实而反省理论,还是人为的“创造”历史去适应理论的前提?是公民自己选择,还是由独裁者代表国家替公民作出选择?伯林为我们分析展现了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是如何为了维护政权统治下政治、经济的稳定,而制造和操控着理论并剥夺着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一切创造物,在国家的权力高压下,人们疲于应付政策改变对自身安全的影响,以求自保而无力思考。文章的内容现在也许不算新鲜,但伯林的分析仍然发人深省。美好远景的实现是否真的需要付出眼前巨大痛苦的代价?以史为鉴我们才可能避免苦难的轮回。
  •     这段历史我觉得称之为20世纪俄罗斯的黑暗时代是不为过的,人们犹如黑暗中的狙虫在腐烂的土壤中寻求一丝生存的缝隙,不知该是为他们能幸存下来感到庆幸还是为他们的悲痛命运感到哀伤……
  •     如题。但长句略显艰涩。
  •     以赛亚柏林的书,读来真的没错!!挺喜欢的!!版本也不错!
  •     一气看下来的,很过瘾,无论思想内容或译文,都令人耳目为之一洗尘埃。
  •     这作者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典型走狗文人,这书是一本标准的黑书,是完全的污蔑和中伤!此书别有用心地把帕斯捷尔纳克捧到“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个不适当的高度。同时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化事业抹得一团漆黑,竟说什么“从1932年到1945年,实际上到1955年,毫不过分地说,在俄国几乎没... 阅读更多
  •     很喜欢伯林的书,很有思想。。
  •     如题,这部书是伯林一些文章的合辑,如读者不了解苏联当时的文艺发展状况,怕是读完会一头雾水罢。
  •     看到一半送人了,好多俄国的作家和诗人的名字,都没记住
  •     非常好的一本书,让人学到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
  •     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     俄国文化
  •     这套书质量没得说
  •     了解苏联的一个窗口
  •       《苏联的心灵》 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然而,这绝不仅仅是一本文化评论。作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富有独到见地的观察家,柏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共产主义时代俄罗斯文化的报告,一部苏联知识分子的肖像集,而且入木三分地分析了斯大林体制为何能够控制拥有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和纯真善良的民众。他对自由民主的历史进程能否在苏联很快将极权专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持一种悲观态度,他不相信历史必然性,认为极权专制“未必注定要失败”,他预言残酷无情的体制能在苏联继续维持很长时间。然而,与苏联知识分子精英的交往和在苏联访问期间对苏联普通民众的观察,又让他看到了最深黑暗中的光亮:即使是在如此摧残文化和艺术的体制下,仍然存在那些没有沦为文学官僚的真正的知识精英,他们竭力保持尚未泯灭的文艺良心;而被经典喂养大的苏联民众也没有被体制改造,仍然保持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对道德、知识和艺术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渴望。这让柏林在悲观中依然保持对苏联未来的信心,对它的潜能,对它未来可能出现的伟大复兴充满真诚的期待。
      
      一、柏林的悲观:极权专制未必注定灭亡
      
      柏林反对历史必然性,坚持有多种可能,他是一位多元主义者,历史必然往一个方向发展,在他看来是一种“一元论”。因此,在预测苏联体制的未来时,他从不认为其必然终结,而认为“未必注定要失败”,即使是在苏联解体的1989年,他仍然提醒人们“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
      柏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言,是因为他观察到苏联社会实际上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理想,而是是靠一套统治术在驾驭,只要最高统治者娴熟操作这套统治术,苏联社会这部机器就能保持它的运转。
      这套统治术就是斯大林发明的“人为的辩证法”。柏林这样阐释它:任何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会面临两种威胁,一是狂热,一是冷漠。所谓狂热,是指革命胜利后,胜利者很快发现革命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最神圣的目标尚未实现。因此,他们开始寻找原因,认为有些人必须受到指责,有的人对革命缺乏热情,还有人暗中破坏甚至背叛革命。结果,许多人因为没有做到事实上任何人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遭到惩罚。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不会自动停止,日益形成人人互相猜疑互相指责,以牙还牙的可怕局面,最终整个体制在几乎波及所有人的疯狂猎杀异端所引起的动荡中开始瓦解。所谓冷漠,即革命后的厌倦与懈怠。革命最初的心气一过,热情减弱,动力不那么强烈和纯粹,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献出生命和财产产生厌恶,正常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一开始那种大胆而又骄傲的试验气魄将慢慢减退,并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它经常标志着革命阶段的终结。“人为的辩证法”就是斯大林为了克服这两大威胁而发明的。“他不是让历史按照辩证的螺旋曲线上下波动,而是要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在冷漠与狂热这一对辩证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的方法。因此,苏联忽左忽右的政策的实质是:最高统治者(当时是斯大林)准确把握时机,使出恰到好处的作用力,把政治和社会的钟摆摆向任何他想要的结果。
      根据“人为的辩证法”,斯大林时而调动社会的狂热——清洗、迫害,猎杀异端,当整部国家机器快要因此陷于瘫痪时,又迅速制止狂热的人们,开始批评那些始作俑者是些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被指控行为过头,压迫人民,“反清洗”开始。人民开始经历一段相对轻松自由的时期。随后,当出现一些迹象,让斯大林感到约束放得太松了的时候,又将开始重新主张纯洁和正统,严禁任何怀疑,新的循环又将开始。在斯大林的操作下,苏联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时而放松,时而收紧,来保持它的运转。
      那么,苏联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人为的辩证法对他们的摆弄,过着这样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柏林指出,当社会机器由紧向松释放的时候,当革命的狂热被制止而自由相对被给予的时候,人民就会对政府充满感激。那些逃过一劫的人长舒了一口气;迸发出一片由衷的赞誉之声。一度在大屠杀中有过动摇的,对善良、智慧、洞悉一切的领袖的信仰又会得以重新确立。 整个社会“到处充满了乐观、感激,到处都在谈论着统治者的英明,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那些不可靠的官员的‘过分行为’,到处期盼着更多的自由,一派融冰的气象;生产一跃而上,政府因回归到从前那更宽容的理念而受到赞誉,一段相对幸福的时光开始了。”(第139-140页)可见,只要统治者“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让人民“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第112页)苏联人民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是,如果集体的苦难产生了博爱和平等呢?而且一个人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真正幸福的时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在柏林与编辑的通信中,他进一步解释:苏联公民过的是一种类似军队一样的生活,“一旦军队生活的条件和军队的纪律被强制实行,人们忍耐这种体制的时间比起待在表面上看起来更舒适更惬意的国家还要长得惊人;如果他们没有真切地体验过被杀戮或被伤害,农业人口对于对他们人身的统治或专横很少会表现出反抗的倾向。”(《编者序言》第25页)柏林认为,紧张的生活能够避免因过分悠闲而引发的问题,而“因紧张而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在一个一切服从于一条僵化路线的体制里,比起一个将根本责任置于一帮神经紧张、手忙脚乱的警察手中的体制要小”。
      基于以上分析,柏林预言“尽管斯大林统治时期压抑、专横而又残忍,但在此期间发生颠覆和叛乱的可能性比后斯大林时期要小。”(《编者序言》第26页)那么,在斯大林之后呢?苏联体制会不会崩溃?柏林认为,“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控统治机器的技巧传承下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当苏联政府很明显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性,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来看,就远还没有到达它的终点……绝不要低估了它的成就和活力。它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第113页)
      柏林写这篇文章 时,“人为的辩证法”正为发明创造它的本人,即斯大林所运用,在柏林看来这是苏联最稳定最不会被颠覆的时代,因为斯大林对这套统治术的运用,对火候的掌握是如此老练。但是,他尚不能预言斯大林去世后,极权体制是否会崩溃。他只是确定,“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去世迟早将会在苏联各项事务中造成危机——一场比列宁的逝世还要更严重的危机。”(第111页)后来,在他写作《苏俄文化》 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五年,柏林得以观察“人为的辩证法”是否被斯大林的继承者娴熟操作。“过去的五年间,苏联统治者按照严格的顺序依次发起了一系列‘自由的’或镇压的运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虽然操作得不再像斯大林那样精妙娴熟,但其操作模式之规范,绝非无意为之。作者提出的这套假设原本只是用来解释斯大林本人的统治方法,现在看来也适用于他的继承者。”(第140页)
      柏林因此进一步肯定了他一贯的看法:极权专制未必注定灭亡。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柏林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要想在莫斯科发生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权更替’这样的事情,除非发动一场战争。”(《导言》第6页)甚至,在苏联解体时,他仍然不忘了提醒“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愿我们能够肯定不会再有反复,特别是在苏联”。(第157页)
      
      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阶层
      
      在靠“人为的辩证法”来运转的极权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命运受到两个方面的操控。
      第一,是“人为的辩证法”本身,它费尽心机的左摇右摆路线,不断的“清洗”与“反清洗”,耗尽了知识分子的心智,令他们无法专心创作。
      “人为的辩证法”是如何达到控制知识分子的效果的?柏林这样分析,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们的前途乃至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够迅速而又准确地使自己适应路线的摇摆,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权千变万化的政策。那么,当知识分子单纯维生的机会都已经要靠不断地积极支持荒谬的政策,与道德相悖的原则时;当他们的整个心智不停地在操心如何从一个位置转到另一个位置时;当他们的道德品质经受着必须向无数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神低头的考验时;当他们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错误都会付出高昂代价时,那么他们就越来越不可能考虑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第141页)正是因此,“人为的辩证法”成功地使俄国知识阶层对政府绝对地俯首帖耳,毫无怨言地忍受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他们流血牺牲,为整个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为胜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当革命应该带来的更自由的社会遭到摧毁时,他们也没有大声疾呼,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从。
      第二,是“人为的辩证法”所塑造的一批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统治者,他们天生仇视教养与文雅,成为对知识分子实行迫害的直接执行者。
      “人为的辩证法”要求官僚们是一批善于揣测高层路线的人,因而使一批趋炎附势的市侩成为了统治者。他们粗俗,虚伪,最大的能力是瞟一眼就能明白上司实际需要的能力,每次党的表述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们脸上都出现特有的表情。可想而知,这样的统治者天性讨厌文雅,讨厌文明的举止,因而讨厌知识阶层,内心怀着对中产阶级教养的积怨。他们对知识分子既从经济上进行剥削,又在人格上进行侮辱,同时还要求他们进步、创作,与西方的同行竞争并超越他们。(第121页)他们面对知识分子很不自在,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知识涵养方面令其自卑。他们是一帮左右着苏联命运的大老粗,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猜疑。同时他们又觉得,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学作为装饰。因此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最高从业者很高的薪水,但出于自身深深妒忌的自卑感,又难以抑制威吓他们的冲动,难以摆脱羞辱他们的诱惑,当他们稍微表现出独立精神或希望保护尊严的迹象时,就会迫使他们记住身上拴着的锁链。
      正是因为苏联社会被“人为的辩证法”和它所塑造的这批统治者所操纵,所以许多忠心爱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幸。最终的结果是,苏联知识阶层成了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
      如果柏林仅分析到这里,那么他还不至于成为最杰出的观察家,难得的是,柏林还看到了极权社会中知识分子仍然能获得的某种快乐,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忍受如此苦难的生活。他观察到,无论如何,被认为具有价值的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上是无忧的,他们受到大众的崇拜和信任,社会地位很高。“一位成功的诗人可以得到国家的资助,而且待遇相对来说还要比一般的苏联国家公务员好。”(第14页)他深入地分析道:“虽然那些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禁锢,但……这确实给了艺术家一种感觉……无论如何,党和国家总的来说对他们的工作还是高度关注的……艺术家还是被看作可以发挥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如果抛开所有的恐怖、奴役和羞辱不说,这种体制对他的刺激远比那些生活在资产阶级国家,相对来说遭到忽视的艺术家同行所能受到的刺激要大得多。”(第24页)而苦难或许也真的炼就了一批伟大的人,催生了地狱之花一般的优秀作品。比如曼德尔斯塔姆,他的一些最具讽刺力量和最文雅的诗歌是在他被流放和迫害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创作的。柏林就此评论道:尽管专制政府制造出所谓的国内流亡者,但他们却能像苦中作乐的生人一样,使自己超然于那个人间地狱,以流放生活本身为素材,建构自己安谧的内心世界。(第45页)
      
      三、发现苏联的心灵
      
      1945年,柏林访问列宁格勒,由于列宁格勒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与外国人接触不需要那么谨慎,柏林得以与当地作家交谈。其中包括著名的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
      柏林最想见到的人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清晰地记述了他和帕斯捷尔纳克见面的情形,生动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外表、声音、仪态,向读者展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谈吐和个性特征。柏林感受到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深爱俄罗斯的作家,他拥有“扎根于俄国土地上的真正的俄国作家的情怀”,他甚至反感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希望犹太人不要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第60页)他“心甘情愿包容祖国的所有缺点,除了斯大林的野蛮统治”,“他把1945年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睁大双眼来发现那黑暗中的晨曦……他相信自己将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共同分担她的恐惧,分享她的希望和梦想……表达出她的心声。”他对俄罗斯的伟大复兴抱有希望,而把背叛、清洗、大屠杀、战争,看成是“实现某种不可避免的、前所未闻的精神胜利的必要前奏。”(第64-65页)
      同样,阿赫玛托娃也深深眷恋着苏联,“无论将遭受怎样的苦难,她也绝不抛弃她的祖国。”(第76页)“无论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第78页)“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苏联政府的话。”(第82页)这使柏林认识到,苏联的知识分子“渴望去西方访问,但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回国,他们也不会去。”
      柏林说,“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他没有说明他的什么观念,如何发生了改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与这批真正的俄罗斯知识精英的接触,让柏林发现了苏联伟大的心灵尚未泯灭,“如此残忍的意识形态论争,惴惴不安地不知道会因支持哪一方面而被定罪遭到清洗,也给知识界带来了一种严酷的生命力”(第6页)那些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以及那些不向国家卑躬屈膝、竭力保持自身自由的著名作家,比那些正统的苏联作家更深沉地爱着祖国。
      
      另一个打动柏林的是苏联人民。柏林观察发现,他们没有被“人为的辩证法”改造成“新的人类”,而是继承了苏联民族的传统基因,焕发着普通人的魅力。“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某些俄罗斯传统的性格特征,他们是伟大的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描写的那类俄国人形象最纯真的原型”(第122页)。
      他们是一群对文学和艺术充满了热情和渴望的苏联人民。当时的俄国,年轻一代的作家轻率幼稚,从粗糙呆板的正统作品到充满大量文学技巧的文章无所不写,不可能诞生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小说和诗歌,不论好坏,一出版就立即被销售一空并四处传播。人满为患的书店货架上总是供不应求,甚至像《真理报》和《消息报》这样的报纸在报亭待不了多久很快被销售一空。(第21页)这些事实让柏林感叹:“今天或许还没有哪个国家,她的诗歌,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优秀的还是微不足道的,销量会有苏联那么好,阅读的热情会有苏联那么高。”至于戏剧、歌剧等艺术表演,也同文学一样令公众如饥似渴,各家小剧场致力于搜寻不涉及政治的娱乐节目,尽管表演算不上精致,但却大受欢迎,因为它与苏联日常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苏联的读者和苏联的戏剧观众那孩子般的饥渴和热情,或许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整个苏联拥有遍及各处的国立剧场和歌剧院以及地方出版社……为了满足大众极其真切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第20页)
      作为观众,他们身上还保存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可贵特质,即仍然用聪明伶俐的小孩那种机敏的想象和无邪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一出莎士比亚或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上演时,他们很容易为舞台上的表演所触动,就好像演的是当代生活一样;演员所说的台词马上会引来赞成或不赞成的低声议论,而且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变得激动;前线的士兵经常地将他们的上司与苏联爱国主义小说中常见的英雄进行比较。这种可贵的品质,使他们成为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心中理想的公众。这使柏林不得不相信,苏联社会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即便是最低产的种子似乎也能在上面迅速而又繁茂地生根发芽,不可能不产生艺术家。”(第21页)
      那么,柏林发现的“苏联的心灵”,就不仅仅是指像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那样一批伟大的作家,也包括了这些对艺术如饥似渴的,对艺术的品味具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辨别力的苏联人民,他们是艺术家心中理想的公众,他们是催生艺术家的土壤。
      
      四、柏林的期待:苏联民族与文化的复兴
      
      发现了“苏联的心灵”,令柏林对苏联民族与文化的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在给伦敦的外交部写的一篇报道中,他表达了这种情感:期待伟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将经受住甚至最终战胜那些由“极为可恨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一切“错误、荒谬、罪恶乃至灾难”。(《导言》第5页)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中,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高高在上的政府操控有所改变,如果允许艺术家有更大的表达自由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这样一个对艺术创作如此饥渴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仍然如此渴望体验,仍然如此年轻,对一切看起来新鲜乃至真实的事物如此着迷的国家,总之一个拥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扫除各种戕害文化的荒诞事物、获得辉煌的艺术的国家,不会在将来的哪一天重新复活。”(第21页)
      柏林怀着这种期待继续关注和观察苏联。1958年,《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柏林随后写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再次饱含深情地回忆并描绘了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肖像。
      1965年,一本讨论曼德尔斯塔姆作品的书面世,柏林就此写下了《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羞怯而又容易受到惊讶却具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写诗讽刺斯大林的纯粹诗人。曾经,官方的封杀使他湮没无闻,成为一个无名之辈。对其身心的迫害直到他在集中营死去才停止。这本书的出版显然让柏林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前景,也许“曼德尔斯塔姆与一度被忽视的叶赛宁一样,也将完全恢复其真实的面目”,“或许他也会像其他‘被埋没的大师’一样被允许重见天日。”(第46页)
      1989年,苏联解体,柏林表现出的兴奋与惊喜却并非出于对苏联正向民主自由迈进的绝对肯定,而是出于这样一个发现: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经历了那段恐怖的历史后,在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了下来,在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知识阶层不同程度地被系统瓦解了,但并没有完全消灭。柏林见到了许多苏联年轻的公民,“他们看起来继承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正直的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第159页)他惊喜地发现,“俄国的知识阶层运动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延续到现在,并正在恢复昔日的活力和自由。”他的热情期待: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惊喜呢。”(第160页)
      正是不死的“苏联的心灵”,让柏林在预言未来时尽管仍然保持惯有的带着悲观色彩的“多元主义”——“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愿我们能够肯定不会再有反复,特别是在苏联”,却还是表现了更多的乐观——“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出现新的专制主义”,“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第160页)
      
      
  •       蒋介石为何在大陆没搞土改? 戴笠被谁在飞机暗杀的 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斯为何要以基洛夫之死为借口,开始清洗 赫鲁晓夫 伟大的改革家? 为何失败了? 怎么评价他是非
        
        
        厨房辩论说社会xx好
        
        古巴危机后又主动亲西方妥协
        
        矛盾的人
  •       想要了解苏联,必然绕不开以赛亚.伯林。在伯林那里,有研究苏联的要素和天赋,他是英国人,但出生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他能够熟练用俄语进行阅读和书写,他是少数几个能够在斯大林时代进入苏联生活一段时间的外交官员,他与当时苏联的几位作家建立了私人友谊,包括阿赫玛托娃以及帕斯捷尔纳克,另外他也与苏联官员、市民进行了交流,他的文章非常有洞穿力,能够拆穿形式直指本质,一针见血,他的文章概括力很强,能抽取出简练的缜密的逻辑,在博学深思的基础上,他能够避免大多数的迷惑性的说辞,他在描述与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的会面时,却非常细腻地试图写下他和阿赫玛托娃的所有对话,阿赫玛托娃的所有举止,以及她的高贵,这时的阿赫玛托娃已经是一头白发,我依然记得当伯林问到曼德尔施塔姆时阿赫玛托娃的沉默,曼德尔施塔姆可能是这群人最悲痛的记忆,而帕斯捷尔纳克最在意的,则是认为外界以为他能够挺过最恐怖的时期是因为向政府妥协而耿耿于怀,而在伯林看来,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向任何他不认同的一方妥协,相反他在将《日瓦戈医生》交给意大利编辑出版时所拥有的勇气几乎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中的无法企及的。
      
      伯林的文章实在厉害!在我暂时窄小的阅读范围看来,只有昆德拉能让我有同样的叹服。不过惭愧的是,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是在去成都的飞机上,起飞之后不久,如今也向另一本《倒转红轮》一样延续的这么长的时间。伯林和昆德拉,我想是要再次阅读的。突然想到那天参加的一个讲座,说到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时,我心里澎湃的不行,我立誓一定在退休后好好加强古文功底。伯林说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巨大的不同,以及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其原因的描述,我都领受很深,就再大的范围来说,伯林的文章在大陆人读来,一定都会有普遍的感同。伯林说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后期的尴尬地位,其实大约是在斯大林时期开始,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简化的哲学术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但是人们普遍对它抱着的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作为被统治者,没有人认真看待意识形态的东西,而统治者是否真的信仰这些,也是存疑的,但有一点却是同样的,那就是官员总要想方设法引用那些意识形态词汇,想方设法得到升迁。于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到底是什么作用,似乎仅剩的作用就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官方前缀、后缀。这在中国,何其相似。
      
      现在中国有不少认真出版,正直良善的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刘东主编的这套译著丛书,非常精致精彩,刘东在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丛书出版的志,我印象很深:“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       手段对目的的长久背叛——《苏联的心灵》
         (马新课程读书报告)
      
      在《苏联的心灵》中,伯林将宏大叙事的历史与典型个人的经历、亲眼所见的社会现象与严谨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论述了苏联知识阶层的广阔面貌及造成其境况的原因。
        
      本书最重要的两个章节无疑是“人为的辩证法”和“苏俄文化”,其他的章节或对苏联历史政治文化进行精准描述与概括(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苏联为什么选择隔离自己、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或记述出访苏联的所见所闻(访问列宁格勒、在苏联的四个星期),或回忆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苏联友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但它们所反映的重要思想已基本涵盖在这两篇之中。在此,笔者将主要着眼于这两篇文章对本书所表达的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
        
      如果说《第三帝国的兴亡》阐明纳粹德国的狂热导致自我毁灭,《旧制度与大革命》揭示法国大革命冷却后旧弊复萌,那么《苏联的心灵》则向我们展示了斯大林所走的第三条路——“人为的辩证法”。伯林总结了苏联政策的一种特点:她的宣传、外交政策总是摇摆不定,在两个极端之间有规律地来回波动。既而他揭示了苏联政策的秘密,这种政策与它那种平静与危机相互交替的历史模式是分不开的。虽然辩证法在他们看来是永恒的真理,但自然本身有时候也会失灵,因此必须稍加调整以使她的发展更加接近正轨,人类的技巧将被用来帮助宇宙更严格地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来运行。于是革命政权稳定下来。
        
      “苏俄文化”则论述了知识阶层在文化被马克思主义(毋宁说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全面渗透的苏联是如何生存的。伯林指出,在这一时期,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苏联知识分子在强大而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欲望之下,不论是否接受了“先进思想”,都被非道德化,沦为宣传工具或攻击目标。教育、学术特别是哲学经济学领域一片萧条,整个苏联文化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景象。虽然如此,伯林仍然暗示读者,这其中隐藏着某种潜在的希望。
        
      仔细发掘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纵贯全书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也是伯林努力试图为读者揭示的:苏联社会主义在思想与历史的影响之下是如何地逐渐脱离现实,从一个一开始宣扬平等、自由、爱与正义的革命政权沦为一个精通奴役、欺骗、恐怖与罪恶的暴力机器。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作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苏联社会主义与德国纳粹的起源与未来仍是百般迷障,也是当时政治哲学界争论不休的议题:伯林与汉娜·阿伦特,萨特与加缪,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与君特·格拉斯……两大历史事件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苏联社会主义是人的高升还是堕落?很多学者,诸如正统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结构主义巨擘罗兰·巴特等人都对苏联心向往之;然而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基本不再有异议——无疑,是伯林、加缪等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本书将让读者明白他是怎样胜利的。它的内容粗看起来纷乱不堪,然而细细看来,书中处处映射着伯林解剖刀上的闪光。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基本可以归纳为三个论点。
        
      第一点是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元论思想。伯林发现,在当时的苏联,严肃作家的职责首先就是要把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某个特定社会在它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必然选择的道路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它是一切道德、生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唯物主义于是作为一种“理性”与“科学”的信仰称霸思想界。而伯林恰恰是一位“多元论”者,他认为最能充分体现这种人类终极总体意志的无论是什么,只要认为它存在,由它产生的核心团体都有权干预一切。真理只可能有一条,邪恶和错误才会多种多样,故正确的生活道路也只可能有一条,个人主义的一切都是错误、缺陷和罪恶。这种唯一真理论无论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
      
      伯林在论述的过程中一直不忘关心知识阶层。他告诉人们,当时的苏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宣称能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揭示人类的正确目标,知识分子就不被允许去解释、讨论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理,更不能在新的领域发展和运用这些原理,而只能将其简化,对它们的含义采取一种统一的解释,然后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知识分子的使命变成了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按照真理的要求行动。统治者宣扬的口号是效率、简洁、安全,只能做那种正确的事,它能带来真正永久的普遍的幸福。这是一种传统的雅各宾派理论,其核心要义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理想国是一个依靠哲学家而建立的最合理、最幸福的乌托邦,现实世界要向理念世界靠拢。只不过,在柏拉图那里纯粹是思辨的问题,在苏联这里被付诸行动。这便是悲剧发生的最终源头。
        
      第二点是阐明苏联共产主义思想与现实的脱离。伯林认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一门形而上学,表面上基于历史的分析,实则拒绝接受一切与之龃龉的事实,而试图通过强制或说服来确保人们对一整套教条的遵从。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从未真正在细节上与历史上某个社会或某个历史时期完全吻合过。苏联统治者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符合这种虚构的模式,为了证明一个根本不像自己的社会取得的进步,俄国的现实必须被大刀阔斧地加以改变。为了符合旨在解释某个社会演进的理论,必须将这个社会活活肢解。马克思的预言一开始只是描述性的,后来却变成了规范。
        
      这一论断还有很多的论述空间,而此书中伯林并未展开论述。同样的问题在加缪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现。加缪在其《反抗者》中的“历史上的反抗·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一节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加缪认为,马克思的预言遥遥无期,于是人们耐心的希望变成愤怒,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来达到目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类似,最初的基督教对纯粹的神学理论漠不关心,而当基督降临的日子迟迟未至,他们便开始著书立说,这不过是代替火热的希望维持他们的信仰。同样,马克思主义为了保持其信念,必须否认现实。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农民阶级、民族问题、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消长、技术发展的程度、工人的祖国感的很多看法都被后来复杂的现实证明错误了。劳动的合理分工造成了工人们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工人社会主义从未做出任何根本的改变,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依赖技术文明的原则,资本主义为积累资本而压迫无产者的邪恶循环,在社会主义的集团里也同样会出现。
      
      第三点是苏联革命的结果与目的走向悖反。这正是前两个论点的必然的逻辑展开。伯林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统治者们或许还像传统的俄国官僚和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操纵者和掌权者一样,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官方学说,乃至对他们自己关于外部世界的教条通常抱有一种怀疑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诚然他们确实坚持某种极为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但他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来思考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目的和价值,更不是最终的理想: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解放和普遍的满足等等。
        
      伯林认为斯大林开创的人为辩证法是一种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他认为苏联的体制尽管还达不到能够自我驱动的程度,但确实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毁灭的迹象。围绕总路线的摇摆避免了反抗与消极两种极端的产生,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纵术继承下来,并能够继续从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这是一种既能自动运行而又无所不能的操纵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的意志,又能发掘人们进行有组织生产的最大潜能,这正是那些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于是,苏联社会主义不仅具备了资本主义的众多弊病,在事实上更舍弃了最初的目的。人们看到新的斯大林主义的手段与墨索里尼所宣扬的那套非常相似:都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手段来实现。为了历史的利益,必须否定历史所有的伟大之处,否定现存的一切,强制性地带领所有人走向虚无缥缈的“光明”。
        
      综合伯林等人的观点,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首先起源于其一元论的观点。它将一切价值归结为唯一的历史,这种历史确定了唯一的未来。他的预言从根本上说与傅里叶和圣西门所言没有区别。他们用教皇通喻式的语言宣布人类永恒的春天将会来临,乌托邦代替了上帝,未来才是真正的道德,因此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他以革命的名义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进行血腥斗争。然而对道德的要求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伟大之处。马克思把劳动、劳动者所受的不公正、丧失的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要求提高人生活的质量,绝不愿贬低人的价值,但他的“正统继承者”们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于是,手段对目的的长久背叛开始了。为了达成善的目的,不惜使用恶的手段,这种似乎是忍辱负重的恶最终认识不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
        
      伯林用看似平静的文笔痛陈苏联社会主义的集中营本质,但并未因此否定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等篇章中,他敏锐地指出,当时苏联文化虽然总体看来是死气沉沉的,但无论官方做了怎样的宣传,苏联知识阶层对艺术的强烈感受和辨别力尚未完全泯灭,那里仍然存在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苏联由于其尚存的好奇心、生命力、想象力和对道德与知识的渴望,虽然背负重重锁链,却仍具有很大的潜能。
        
      他在1957年就观察到,苏联的民众更像未受法西斯蒙骗的意大利人,而不像彻底被纳粹思想浸透的德国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形式。到1990年伯林写作“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之时,苏联已处在解体的前夕。看到在经历恐怖的历史之后,整个俄罗斯文化还能在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下来,伯林很欣慰。在文章的最后,他用乐观的笔调写道: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伯林于苏联解体后不久便在世界的欢呼中逝去了。《一九八四》的阴影似乎也已经消失。而该书正映衬了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所阐述的种种观点:偶像崇拜、思想的荒芜、时刻保持紧张的辩证法政策、统治者对民众的剥削、稳定的专制政权、对现实的离奇曲解和公然欺骗、恐怖与暴政……然而我们要看到,在当代世界,邪恶与奴役远远没有结束,背叛目的的手段仍然没有回头。宏大叙事似乎已经化为日常生活:我们为着自由与幸福,选择了学习、工作、交友、玩乐,最终却每天面临浩瀚而乏味的试题和参考书,不惜伤害身体拼命工作而忽略了家庭,忙于应酬却冷落了旧友,沉迷于简单舒适、轻松愉快的感官刺激的同时,曾经向往的真正目的也已经被遗忘:我们正在“娱乐至死”。
        
      时至今日,我们幸免于奥威尔可怕的警告,却坠入了赫胥黎的甜蜜预言: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如波兹曼所说,“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享乐的无尽欲望”。世人并未像《一九八四》受制于痛苦,却在《美丽新世界》中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人们应该警醒:背叛目的的手段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最终将走向罪恶、奴役与毁灭。
  •       拣选重要章节进行了思路的梳理。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国家保持一定距离,从未成为真正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她时而希望融入并成为欧洲生活的主流,时而又对西方价值带有怨恨的轻蔑。这种交织几乎沉头了每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
        
      1900——1928
      20世纪前二十五年,俄罗斯文学全神贯注不厌其烦地沉浸于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思考。十月革命胜利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一方是最激进的主张“反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一方是务实的政治家。严格的书包检查制度使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各种观念进行角逐的唯一真正战场。1920年代中前期的交锋,是在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文学实验者与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之间展开的。后来,在斯大林等人策划的“和平化”稳定化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传统,导致了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标准。
        
      1928——1937
      新的正统随着1928年托洛茨基的垮台而最终建立起来。早些年的确是由反叛西方艺术的精神所激发,以为是对资本主义最后斗争的思想,被强大务实的无产阶级文化战胜。充满道德说教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那么反自由,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国家控制虽然贯穿始终,但并非那样严厉,存在一些可能性。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掌权以及新的真够土那个开始实行以后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官方理论的确占有统治地位,但其内部争论还是允许的。
        
      1937年至今
      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和大审判对苏联文学界和艺术界产生了超乎想象的改变,1939年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学、思想界像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被扼杀。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联系。对权威的卑躬屈膝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这段时期对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艺术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卫国战争
      战争爆发后,所有一切都被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幸存的著名作家都表达自己最深挚的情感,但不具备足够的主导宣传价值,因而遭到共产党文学官僚的鄙夷。但这些真正的文学家、诗人的作品在前线的士兵中广为流传,以致当局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当然这是暂时的。
        
      现在
      作家被看做是需要严密监视的人群,因为他们打交道的是观念。苏联作家除了要完全确保自己不被怀疑有任何心存异志的企图,还必须在任何特定的场合坚定正确的文学目标。似乎只有古典作家才能超然与政治批判之外。
        
      如今俄语评论写作的主要任务是复兴一切俄语的东西。共产党依然是苏联最强大的凝聚力量,极有必要重申以平等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与任何滑向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动向作斗争。德国学说被尖锐攻击,英法则仍被谨慎地给予敬意。最杰出的老一代作家一方面受到读者们的吹捧, 另一方面又得到当局半信半疑的宽大。他们一直受到政治立场问题的困扰,他们基本保持沉默,很多最杰出的天才都投身翻译事业。
        
      至于小说,多是一些二流作品。大清洗已经把1917年革命刚刚出现的现代艺术扼杀了。整个俄罗斯文坛笼罩在一种万马齐喑的奇怪氛围之中。老一代作家不会给政府带来任何威胁,而年轻一代则几乎不思考。它们轻率、幼稚而多产,从粗糙、呆板的正统作品到充满大量文学技巧的文章无所不写。当然,这其中也是有真正严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
        
      在戏剧、音乐和芭蕾舞等艺术领域也类似。只要没有与辉煌的过去彻底决裂,新的发展都试图将它的标准保持到今天。虽然普遍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已经大不如前,但在个人表演和整体演出方面仍保持了一种足以让世界继续羡慕不已的高水准。现代剧则不那么好,主要是因为内容乏善可陈。仍被传统影响的一些歌剧与芭蕾舞剧尽管略显单调但还比较体面。但很多地方的艺术表演已经庸俗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看不到一丝新生活的迹象,它们把自己的演出仅仅局限在一些高度模式化的保留剧目上。
        
      苏联的读者和戏剧观众拥有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孩子般的饥渴和热情。虽然存在政府操控,但这是个对新鲜乃至真实事物着迷、拥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扫除各种戕害文化的荒诞事物、获得辉煌的原创艺术的国家。就目前而言,苏联对新鲜事物的极端渴求和不加判断地接受现有的低劣精神产品之间的巨大反差, 是当前苏联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现象。
        
      应当认识到如下两个事实,第一是无论官方做了怎样的宣传,对艺术的强烈感受和辨别力尚未完全泯灭,而文学趣味也没有变得“标准化”;第二是尽管处境艰难,苏联仍然存在一批年事已高但思路依然清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
        
      在绘画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解说或讨论,但似乎是退步了。音乐则要么是对“斯拉夫式的”传统音乐复制,要么是走向简单易懂的民歌。建筑也没有创造性和欣赏性。电影还透出些活力,但也已经逐渐被更粗俗的东西取代。
        
      总体而言,多数知识分子中弥漫着一种暗语现状、沉湎于失败的情绪。也有人会说国家的管制让艺术家觉得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工作还是高度关注的,承认他们可以发挥很大影响。但就事实而言,当代苏联文化有的只是一种空虚感,死气沉沉。
        
      列宁主义中存在着一条线索,就是希望将这些乌合之众改造成健全的人,赢得西方邻居的尊敬。为此不惜任何代价。物质资料被视为基础,而思想乃至自由都因为会减缓进程而被扔掉。
       
      苏联由于其尚未泯灭的好奇心、生命力、想象力和对道德与知识的渴望,尽管还有重重锁链,它仍然具有比当代其他社会更大的潜能。
      
        
      苏联为什么选择隔离自己
        
      苏联乐于参与国际交往,但希望别的国家不要干涉她的内部事务。俄国对西方的不信任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她从未长期融入过欧洲、地理上的尴尬地位、经济的落后、对西方国家的误解等原因。
        
      苏联更像是一个教育机构,主要目标就是把公民培养得像西方人一样。而大多数普通人所坚持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公立学校的校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信奉,而其他人都是被动接受的。苏联当局设想当时他们正处在一圈满怀嫉恨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在一场假想的与时间的竞赛中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里,公民自由是一个可以被任意决定的事情,就像给学生以特权。英俄两国都在利用依据不足的公式来解释对方的态度。
        
        
      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
        
      不能预判变化无常的路线对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大的失败。轻则打乱他所有个人计划,重则把他整个人彻底毁灭。大多数政策路线的不确定性必然都能被归结为俄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整体利益或个别地方共产党的利益。此外就算是苏联领导人也难免会犯错。
        
      苏联在宣传、外交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与它那种平静与危机相互交替的历史模式是分不开的。忠心效命党和国家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会遭遇到如此古怪的命运,是因为最高统帅本人以一种权威的语调宣布了关于语言、方言和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至高真理。
        
      革命的政权面临两种威胁:第一种是革命进行过头,造成过度破坏,连开国元勋们也难逃厄运。这是因为成功的革命者往往过分简化历史。胜利的兴奋一过,就会失望、不满、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恐怖和死刑。整个体制在几乎波及所有人的疯狂的猎杀异端所引起的动荡中开始瓦解。第二种是革命的热情减弱,从前的习惯又重新恢复,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因此既要防止自我毁灭式的狂热,又要避免革命后的厌倦与悲观。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辩证法既不可阻止也无法回避,所以革命后的政权路线就必须遵循它的规律。斯大林下定决心不让以往的悲剧降临到自己的政权。根据辩证法,虽然自然本身有时候也会失灵,但稍加调整或许就能使她的发展更加接正轨,因此人类的技巧将被用来帮助宇宙更严格地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来运行。斯大林发明出一种人为的辩证法,让他本人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和预测它的结果。他不是让历史自发地按照辩证的螺旋曲线上下波动,而是要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要在冷漠与狂热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政策路线在学科中反复无常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出于形而上学的考虑,或是对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或科学“唯物主义”不可救药的癖好。
        
      人为的辩证法是一种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种反常的生活。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以免每当政策失误而急转弯时人民不知所措。苏联的体制尽管还打不到能够自我驱动的程度,但确实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毁灭的迹象。集体的苦难可以产生博爱和平等,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也可以忍受。围绕总路线的摇摆避免了反抗与消极两种极端的产生。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纵术继承下来,并能够继续从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这是一种既能自动运行而又无所不能的操纵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的意志,有能发掘人们进行有组织生产的最大潜能,这正是那些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苏俄文化
        
      现代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
        
      在俄国,严肃的作家的职责首先就是要把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某个特定社会在它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必然选择的道路联系起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承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存在着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它是一切道德、生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是为关注个人的目的,则被看成是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责任的不道德行为。于是,无论最能充分体现这种人类终极总体意志的无论是什么,作为核心团体都有权干预一切。个人主义的一切都是错误、缺陷和罪恶。
        
      唯一真理论无论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只可能有一条真理,就只可能有一条正确的生活道路,只有邪恶和错误才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主义宣称能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揭示人类的正确目标。它所宣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能被“客观地”决定,是绝对的,并可以在理性的范围内独立地去拯救和解放全人类。它宣扬人与制度的统一性。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的同胞协调思想,按照真理的要求行动。宣扬的口号是效率、简洁、安全,只能做那种正确的事,它能带来真正永久的普遍的幸福。这是一种传统的雅各宾派理论,其核心要义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图。
        
      党的领导人们无论有怎样的缺陷,他们对原则和信念的真诚和坚定却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重大分歧,但他们关注的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一旦偏离得太远就会被指责为路线错误。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一门形而上学,表面上基于历史的分析,实则拒绝接受一切与之龃龉的事实,而试图通过强制或说服来确保人们对一整套教条的遵从。
        
      斯大林是一个真诚的甚至是十分粗鄙的马克思的信徒,如果他在思想上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怎么在意列宁的那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
        
      对于陷入权力斗争的专制政权来说,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新的指导思想规定了知识阶层的主要任务:不是去解释、讨论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理,更不是在新的领域发展和运用这些原理,而是将其简化,对它们的含义采取一种统一的解释,然后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新的斯大林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墨索里尼所宣扬的那套非常相似:都强调忠诚、干劲、服从和纪律。争论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本应该把这些时间用来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建设或培养苏维埃新人。斯大林对思想、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态度混杂着恐惧、愤世嫉俗和施虐的倾向,而且毫不掩饰。
        
      从理论上说,历史和自然遵循自身的辩证过程,应该在关键时刻引起这些对立面的冲突,推动现实上升到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螺旋而不是陷入单方面的破产。但是显然历史和自然往往不那么准确,人们必须时不时来协助一下这些客观的主角。
        
      斯大林的人为辩证法还把知识阶层完全地非道德化。他们越来越不可能考虑他自己的想法,根本不容许对理论问题有任何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们最纯粹的表现。没有哪一个社会想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又公开的“剥削”。真正的剥削者是国家本身,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实际操纵权力机构的人。
        
      历史唯物主义从未真正在细节上与历史上某个社会或某个历史时期完全吻合过。为了符合一种不太有效的虚构模式,为了证明一个根本不像自己的社会取得的进步,俄国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为了符合旨在解释某个社会演进的理论,结果却将这个社会活活地肢解了。某些文字一开始只是描述性的,后来却变成了规范。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核心是与现实决裂。受革命起源的局限,它组织起来是为了实现各种目标,是为了应对各种挑战,是为了不断地赢得胜利。苏联的生活就是由追求各种目标构成的。苏联社会必须依靠明确宣布的目标来继续生存下去。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是苏联社会所能见到的最深刻的隔阂。被统治者没有野心把自己变成统治者,而且基本接受了自己在苏联的等级秩序中处于较低等级这样一个位置,他们似乎也没有对公共问题感到深深的忧虑。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上身。他们通常和蔼可亲,自然率性,乐于探究,孩童般天真,喜欢享乐,对新鲜的感受极为敏感,一点也不厌世,他们的品位仍然是传统类型,趣味仍然单纯、清新、未受任何污染。各项规章制度异常严厉,但非常明确,让你明白只要你触犯了你就会收到惩罚。这些显然是被统治者不能改变的,只好把它们当做自然规律接受。学生被鼓励钻研科学技术而不是人文研究,而学习的领域与政治扯得越近,讲授的东西就越不怎么样。研究生的论文大部分都是照抄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特别是引用得到公认的经典著作的语录。考核者和被考核者都对这类必须的引用心知肚明。哲学的状况令人悲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师只是宣讲他们的陈年旧稿,内容已经近二十年没有改动过,无论是官方形而上学的专家还是听众都同样意识到它的无用。学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些是僵化的谬论。经济学的教授绝大多数都明白他们被迫使用的术语都已经过时了。被统治者认为政府在散布很多谣言,不必相信。尽管消息匮乏,但过分杜撰出来的内容也少有人信。他们更像未受法西斯蒙骗的意大利人, 而不像彻底被纳粹思想浸透的德国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形式。作家和知识分子想要的仅仅是希望能够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不必一直参照意识形态的要求。
        
      至于统治者,他们或许还像传统的俄国官僚和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操纵者和掌权者一样,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官方学说,乃至对他们自己关于外部世界的教条通常抱有一种怀疑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诚然他们确实坚持某种极为简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范畴来思考,而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目的和价值,更不是按照最终的理想:个人的自由、创造力的解放和普遍的满足等等来思考的。
        
      一部分前斯大林时代的文人幸存下来,名声显赫,但已是凤毛麟角;他们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时代的传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让人惊诧。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得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体而言,这就便是今日苏联的文化。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出乎所有人意外,经过劫难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居然幸存下来。俄国知识阶层诞生于1815——1830年间,是一群有教养的、道德敏感的俄国人,他们不满蒙昧的教会,不满对大多数生活在卑贱贫困和无知中的老百姓无动于衷的残忍暴虐的政府,不满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践踏人权、阻碍思想与道德进步的统治阶级。他们坚信个人与政治的自由,坚信非理性的社会不平等注定会被消灭,坚信真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与科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持一种启蒙的观点,推崇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在经历了恐怖的历史之后,整个文化还能在瓦砾和灰烬中幸存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也为我们的乐观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一切对俄国来说要比对其他正在挣脱枷锁的民族真切得多——因为在那些地方独裁者掌权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在那些地方文明的价值和对过去自由的记忆,在前一阶段尚未崩溃的幸存者中还有很深的影响。
        
      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       【作业向读书报告渣文】
      谦逊和自负
       “伯林式的谦逊标题”是书中经常出现的字眼。这位儒雅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不想让自己的文章标题宏大得张牙舞爪,而文章内容也是娓娓道来,平和而又睿智。但这些文章辑成一书后,却冠上了一个足够宏大且自负的标题:“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这是有理由的自负。西欧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屡次穿越铁幕进入苏联,接触了从官员到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无疑极具象征意义,阿赫玛托娃甚至确信她和伯林的接触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伯林深情回忆了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遗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交往,同时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倾泻自己的同情——在伯林看来,他们才是“苏联的心灵”。这些最桀骜不驯的头脑,在“人为辩证法”的风暴中奄奄一息,却依然顽强地闪现在“一元论恐怖试验的试验场”里。
       副标题同样意味深长。“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把苏联强大的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置于时代背景性的、外来者的位置上,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姿态包围、囚禁着俄国文化。在伯林看来,这种包围和囚禁是简化和僵化了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行让自己成为核心的做法,只是它的空洞难以掩盖,连苏联公民也早已看透许多谎言,尽管筋疲力尽的他们选择了默然。而伯林就要抽丝剥茧,他要揭开苏联统治手法包裹起来的面纱,直奔心灵,直奔俄国文化。书名里渗透的“自负”,是一颗对俄国、对自由最热烈真诚的的追寻之心。
      
      人造自然法则
       共产主义散发的强烈理想主义气息让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染上理念的、人为操控的色彩,领袖斯大林的铁腕固定出一套官方思想,而后用它来裁剪和控制现实。苏联一方面致力于消除国内革命后各种随机和不稳定因素(包括“革命进行过头”或“革命动力减弱”,以及独立的思想),一方面又对“冲突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观情有独钟。没有冲突,创造冲突也要上,但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精心设计发明的“冲突工具”,庞大的统治机器在维持自身、掐灭各种的不稳定火花的同时,制造出冲突为自己做循环论证,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最终塑造了苏联。
       “能够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为与党的辩证运动合拍搭调——对从左向右转这个精确瞬间的把握多半靠的是直觉——那是苏联公民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诀窍。”伯林在《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统治术》一文开篇如是写道。“辩证运动”一词分外显眼,伯林在此显然借用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标准词汇,苏联官方宣称这些运动是历史客观规律的体现,是国家进步、建设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而在嘈杂呆板的大喇叭下,斗争“持续紧张”,苏联公民只是疲惫奔命于政治运动的转向。身处这些运动中的人或许绝望但不彻底,卑微的平等和巨大的恐怖让他们只能安于顺从。人民的行动由此被精确调节到一个“安全”的区间,在这个区间,他们能有组织地大规模生产,被挖空所有劳动的潜能,而不会丧失行动能力或揭竿而起。
       伯林称“人为的辩证法”为“惊人的发明”。这一僵化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斯大林手上孕育的畸形产儿密切配合着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一边竭力鼓动世界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一边乐此不疲地使用着这个“那些最无情狂妄的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的体现吗?伯林没有点破,却已足够让读者不寒而栗。
      
      苏联的心灵
       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常常是此消彼长的,政治权力总是在高位挥舞着指挥棒,凭借自己的需要决定文化的处境,甚至把文化完全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轨道。所谓“自由的文化生态”不少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多少文化的繁荣在政治变幻的风云间转眼就断壁残垣,这在苏联这样强势的集权国家尤其明显。时进时退的文化尽管弱势,但从未真正消亡和屈服,曲折发展的文化大概才是“唯物辩证史观”最准确的注脚。
       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伯林在书中提到的这三位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苏联政治最高压时期留存的文化的火种,他们是“白银时代”的遗民,也是明日俄罗斯文化涌动的暗流。
       曼德尔施塔姆自始至终保持着诗人的特质,这让他无法在严酷的政治生态中生存。在《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一文中,伯林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和同情。曼德尔施塔姆没能躲过“大清洗”的恐怖,1938年死于苏联集中营,而伯林在1965年写道:
       “东方欲晓,光明不会遥远,到那时,新一代的俄罗斯人将会知道,在苏维埃共和国早期那段饥渴而又荒芜的年代里,还曾经存在过一个怎样丰富而不可思议的世界;而且它没有自生自灭,而是仍然在渴望着充实和完成,从而不让自己湮没在某一段不可挽回的历史之中。”
       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则幸运得多,他们在“大清洗”中得以保命,虽然长期被苏联官方监视和限制,但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承认,且能够经由伯林帮助千辛万苦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并获得诺贝尔奖,或者用各种手段发表自己的诗作,在卫国战争时期热烈地讴歌俄罗斯母亲。
       在伯林看来,从最初的俄国到后来的苏联,其和西方长期的隔离(不是孤立)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原因。俄国长期在西欧面前感到自卑,而自己跨越东西方的地理位置也让它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边。这样的自卑和尴尬是苏联自我隔离的民族心理背景,而现实政治原因更是不言自明。与隔离相伴生的是俄国文化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民族的自恋,这让俄国人看问题总是考虑“某个特定社会(即俄国;其次才是人性)在它发展的特定历史(或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阶段所必然选择的道路”,总是向往“对各种宏观问题进行全面解释的哲学体系”。
       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们都是流淌着俄罗斯血液的人。诗人和作家们坚持在政治高压下留在苏联,因为他们拥有极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俄罗斯人的认同感,他们无法割舍祖国的土地。他们能超越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风向,一如既往地歌颂俄罗斯母亲,也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们才成为伯林眼中“苏联的心灵”,成为荒野里不灭的文化火光。
       伯林描写了他们对外部世界新思想、新变化,对交流的极端渴求,这也是那个时代俄国人精神资源匮乏的反映。伯林多次描写道统治下的苏联民众,他们虽然疲惫,但仍保持着纯朴普通人的魅力,仍然是充满浪漫和幻想的俄罗斯人,对文化保持着长久的渴求。我们能读出伯林笔下的欣慰,他从知识分子(或者伯林认为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中,看到了俄国文化的明天。
      
      自新世界
       在历史长河面前,人生何其短暂;能够想象,一个人的一生如果都处于历史的荒诞中,将是何等的悲哀。伯林认为苏联集权出现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而偶然性在俄国召唤出的人为辩证法集权幽灵将会笼罩多少人的一生!人或许能意识到自己的荒诞处境,但当历史的荒诞看不到边际时,这只会徒增无助和恐慌。包括伯林在内的许多人都曾怀着这样的心情注视着苏联这方乌云,但90年代初的发生的事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伯林预感到没有斯大林铁腕的“人为辩证法”将会愈加困难,但他显然没有料到一切来得如此迅速。1990年,伯林写下《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这篇文章放在书最后,篇幅短小,如同一声惊喜的呐喊。
       “除了这些普遍反响之外,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强烈地触动了我——出乎所有人的以外,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居然幸存了下来。”伯林难掩激动,他在过去几年看到了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优秀品质的年轻苏联公民,这大概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们坚守到底最好的回馈吧,真正的心灵是不会被掩盖的。
       伯林对于未来持冷静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俄罗斯民族会带给所有人惊喜,但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坎坷,我们不得不对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谨慎——“决不要太热情”。苏联有形的、强力的精神压制或许不复存在了,但西方自由外表下的泛娱乐化何尝不是另一种精神的自残?伯林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欢呼也是冷静的。而苏联解体至今20多年,俄罗斯前往“新世界”转型冲击的剧痛无不在警示着我们,一切还远未终结。
       无论如何,集权的乌云已经散去。新问题和新挑战会接踵而至,但伯林相信,能挣脱集权的力量也能面对未来的一切。虽然事情在今天看来依然并不明朗,但这是每个人必须怀有的长久的信念,只要他热爱人类,热爱自由,只要他相信“苏联的心灵”也是全人类共通的心灵。决不要太热情,也决不能就此悲观。
       全书最后一句话正好作结:
       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        在红色的俄罗斯时代,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亦或是后来的红色继任者,对于苏联本身的文化的影响首先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专制,究其根源在以赛亚·伯林的严重认为是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出于政治面目的目的并和个人领导者性格有关的一种解释。书中的观点和以往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作者认为苏联的文化是一种死板的,而且为是为政治化服务的一种工具,深究其根源,很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整个文化范围的控制。这仅仅是一个原因。但是个人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作者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比如,苏联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化,领导人本身的文化素养,甚至于俄罗斯民族本身在欧洲的地位等等。
       诚然,共产主义时代下的苏联确实在文化上过于单调,从二三十年额大清洗到二战前夕的整个苏联文化确实是一片荒漠。但是从深层角度看,这是有一定根源的,从当时所有的环境看,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恐惧,尤其对西方的而言,更是一种潜在危及自身的潜在恐惧因素。为了自身的安全,无论是西方还是共产主义的苏联都要为自身的发展谋求一个安全的或者看上去很安全的环境,不管是政治的,国防军事的,亦或是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但是是人都知道,人的思想史最难控制的,但是也是最好控制的。在更深层次上,对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是一种具有相对积极意义的政治目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是要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观念,以区别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相当于自己重新另立标准的一种开山式作为。因为从历史上或是文化上,俄罗斯本身在西方眼里不算上乘,而这点俄罗斯自身是知道的,但是在自卑的心理中又有着希望又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强烈目的性愿望,如果单单跟从西方的文化,那么苏联永远也不哪呢过占据老大哥的位置,这就其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他也知道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第一,那么在文化上也应当有所建树),于是只能另立标准,根据马克思主义化文化论的方针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标准。这是其中政治因素。当然从领导者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必然的。
       作者书中对斯大林的权术的概括很有创意:人为的辩证法。这点从历史上是可以考证的。无论是大清洗时期,还是二战时期,斯大林本身的政策,是很摇摆不定的,为什么?因为路线在改变,不停的改变路线,不停的变换着人民的思维定式,使人们摸不清这个体制内到底在想什么。人人尽量自求自保,这样一来,对于所谓的异端思想而言,便丧失了一部分其文化的根源因素。这种政策的实施首先还是出于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安全感和控制力,当然不排除斯大林的个人素养有别于苏联本身的知识阶层的水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自卑心理造成人为政策的诱发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种私人化表面现象,就根源而言更多得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很大的偏见和错误的意识,这点在正常不过了。但是作为国家而言,这种抱怨很有了可能直接上升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种冲突,进而蔓延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样一来,其影响是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书中,作者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些概括,认为是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点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妥当,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不存在简化与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间很较早,作为国家精神学说而言有着很多与时代不同的内容,如何更新这些内容?又如何判定执行这些内容的路线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得到利益了,或者社会更加公平正义了,那么这就是马克思注意的重大体现了,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利益不能均沾,资源分配不公,导致一系列问题丛生,这在苏联是很严重的,只不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KGB在某些时候对于思想犯之流处理的很及时罢了,对于文化阶层,或是知识阶层则不这么好处理了。因为这些人知识阶层在一定意义有着国家象征。所以要不停的引导他们,并把他们限定在所谓的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苏联的当局者自以为这样是一种很好的措施,其实不然,文化的开放不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更迭。多种文化的并行发展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点上,苏联并没有很好的领会他们前辈的意图,只是单纯的机械套用,条文解释,条例执行,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如同一套机器一样,带着极强的目的性:共产主义,前进!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被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域。书中关于两位著名作家的访谈实质上可以纳入微观文化层面的范畴,本书中关于斯大林时代下的艺术,苏联为什么隔离自己,苏俄文化,和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可以说在宏观上较好的分析了苏俄的共产主义文化,总体来讲,本书可以作为在文化体制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一份较好资料
  •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斯大林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亦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是人类的目的,能够满足我们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        这本书,我读了三天,读完后醍醐灌顶,耳清目明,思路开阔。由于这周时间太紧,我只能简单谈几点。
      首先,《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以赛亚•柏林关于苏联的一本文集,最早的文章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最晚的是写在1990年苏联解体,内容时有互现。书很短不算导言和后面的人名表只有160页左右,作者写的清楚,翻译的也好,因此读起来很顺畅。
      前几篇文章主要写苏联的文学艺术以及柏林与记述苏联艺术家的交往经历。读到《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还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时,才知道北岛的《时间的玫瑰》里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生动的记述是从哪儿来的,原始资料写得就这么生动,怪不得北岛能复述好。
      然而哲学家和诗人写同一件事给人感觉就是不同。柏林有一段描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柏林曾在1945年与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她列宁格勒的家中彻夜长谈。而后斯大林因这次未经批准的拜访暴跳如雷。一般知识分子要是知道元首这么发怒,要么害怕要么缄默。可阿赫玛托娃不这么想,人家是诗人啊,她想的是,“我们惹得斯大林斯大林暴跳如雷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我和她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而且她深信不疑。
      若这段话出现在北岛的书里——他可能没写过,但类似的故事肯定记述了不少——我只会想这是又一个疯子天才诗人,如此而已。不过再柏林的书中,这段略显奇异的记述是映衬在平实而详细的关于苏联知识分子的窘境的描写中的。只有了解斯大林和苏联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才能体会到诗人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和纯粹,才能明白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希望亲身融入历史之中,才能知道什么是她的独特性什么是俄罗斯诗人的普遍性。然而这究竟是不可能的。
      精华部分在后面三篇——《人为地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在苏联的四个星期》、《苏俄文化》。我读这三篇的感觉,就是温斯顿•史密斯读古尔德斯坦因时的感觉:醍醐灌顶,耳清目明,有个人用清晰的语言把你模模糊糊明白的东西讲明白了。总而言之,人为的辩证法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乃至所有共产党要在“总路线”问题上几乎毫无规律地摇摆不定。它是指,统治者为了应对革命的内在矛盾——理想带来的残酷过激行为与现实带来的的颓废消沉——人为地在两者之间改变政策,从而使左摇右晃的国家机器向合题的方向发展。柏林还指出苏联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裂痕;指出普通苏联人只是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像不像1984里温斯顿的邻居?);指出苏共竟试图用现实适应理论——“某些文字一开始只是描述性的,后来却变成了规范:一种意在解释19世纪西欧发展和行为的理论却变成了20世纪东欧发展的蓝图。”等等等等,总之有许多犀利言论。
      这毕竟是几篇文章,不是长篇专著,自然不能把解释苏联的所有事情,甚至这些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的到充分的论证,然而,它们启发性是非常大的。现在我开始对苏俄文化、共产党的理论流变、苏共和中共的异同等等方面感兴趣。
      不敢多言,只好读书。
      
  •       也许只有出生于这个制度之中,带有这个制度的血液,才能对这样的制度认识得最深刻,才会对生活于这个制度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最深切的体谅。以赛亚·伯林是个英国的研究者,但出生于俄罗斯,直到苏维埃体制建立三年之后,在他十一岁时,才与父母一起离开那个他终身关注着的国家。在伯林的笔下,苏联展现出它最真实而残酷的一面,而苏联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则也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以赛亚·伯林的这本《苏联的心灵》,是他以前未发表过的文章辑录,他此次观察的是苏联铁幕后面,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以及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制度之下,思想与文化的传承,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苏联这个国度(其实更应该说是制度)的心灵。在书中,伯林既写到了当时整个苏联文化的现状,也具体地写到了阿尔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经历。伯林对于当时气氛的把握,相当的传神,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虽然他在文中对此并无过细的描写。我们能在阅读之时感觉那种压抑那种恐惧那种担忧那种战战兢兢中又暗含着希望的情绪,在黑夜里等待着客人的来访,幽暗、冰冷,又有一些温暖,只要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就会在记忆之中对这种气氛留下深刻的烙印。
      
      那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似乎生来就浸泡在苦难之中。他们与旧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果敢、勇气、智慧与力量,虽然同样具有对于俄罗斯的忧虑之心,同样有着忧郁的情感,同样有着对于广大身处下层的人民的同情,但他们却已不能直起腰身,只能嗫嗫嚅嚅胆战心惊地活着,在黑暗冰冷之中,偶尔发出点幽微之光,显示着他们的存在。而这种偶尔的声音,却又与着旧时的俄罗斯作品不一样,沉重的高压之下的艺术,似乎有着别样的味道,真实而苦涩。如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在庞大的俄罗斯文学库里难以找到类似的作品。可惜,这样的作品在整个苏联时期显得太少所以弥足珍贵,更大量的作品却是我们曾经熟读的充满革命激情的社会主义文艺。
      
      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具有一种勇气,他们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他们不畏坐牢流放,甚至不畏死,那些民粹主义分子,那些青年的学生,曾经制造过多少暗杀暴力事件,曾经多少人以生命去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这种激情与勇气,也许也包括鲁莽与冲动,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显著的品质。然而,在苏联时期,这样的品质消失了,整体上来说,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失去了阳刚之气,好像精神上被整体阉割似的。他们在也有人在不断地反抗,不过反抗的声音是如此的微弱,反抗的方式是如此的忧郁而无奈,相反,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到了权力阶层,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着这种极权与荒谬的体制唱着赞歌,这种赞歌不仅在俄罗斯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让人怀疑,苏联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已经不存在。
      
      是什么让不畏死的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蜕化为精神阳萎的苏联知识分子?为何在俄罗斯旧体制时期,死亡、坐牢与流放压不垮这个桀骜不驯的群体,然而制度的变化却让他们变得如此服服帖帖?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苏联存在着,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在中国也许更加的严重。
      
      这本书看到最后,就是编者辑录了伯林在书中所提及的俄罗斯及苏联时期的文化人物,他们都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的心灵。这个名单很长,每一个人都有简历。在对简历的细读之中,也能让你的心灵受到震撼。名单上很多生活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死于非命。要么被处决,要么死于流放及监狱之中。未死者,除了与这个体制密切的合作,成为这种思想的鼓吹者之外,余者大多亦是饱受摧残。光是看这份名单,即有一股恐惧之感自心底而生,想想现实生活于那个时代那个国度的人们,会是怎样的一份心情?这与旧俄罗斯时代知识分子为理想的求死之心不同,那是主动的求死,有着一份激情有着一份壮烈,而这是被动地等死,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但死神却不知何时来临,周围的人一个个地消失,总有一日死神会敲你的门。在这种恐惧的等待之中,你的意志你的一切都会被摧毁,你只能乖乖地放弃抵抗,老老实实地匍匐于恐怖之下。
      
      这就是这个政权的统治之术,非常的恐怖而又极其的有效,他们对知识分子(其实是全民)营造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生活于战栗之中,生活于忧惧之中。他们所屠杀知识分子的人数,恐怕在历史上也没有谁可比拟,即使中国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两代的文字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统治者们压垮了知识阶层的良知与勇气,实际上也摧毁了整个民族的心灵。随着大量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入狱、流放、处决,曾经敏感而灵性、自由而奔放的俄罗斯心灵,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一整套违反人性、狂热而整齐划一的教条,统治了俄罗斯七十年时间。
      
      恐怖气氛只是这种统治术之一,这一步是恐吓着最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战战兢兢地活着,推动他们的思考能力,并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具有危险思想并有着反叛精神的人。他们让恐怖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之间蔓延着,让他们人人自危,让他们互相提防互相检举,激发出人内心的恶来。另一方面,他们则以利益诱之,以高官厚禄来吸引知识分子。天堂与地狱,你自己来选择。这样,从总体上分化着知识阶层,一方面为他们的政权找到了吹鼓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让知识分子自我管理的任务。在书附录的名单中,我们也见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以出卖心灵作为晋升之阶,他们为文为这样的极权辩护,他们成为了党在文化领域里最忠实的打手,他们成为现有文化秩序的最坚决的维护者。他们的灵魂也构成了苏联心灵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散发出一种不同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完全不同的异样色彩。他们名字后面没有处决流放的字样,他们都得到了善终。他们是活着的灵魂,实际上他们的心灵早已死亡。
      
      在普遍的恐怖气氛与个别的利诱两种力量的牵引之下,苏联完成了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改造,锻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苏联的心灵。在苏维埃体制之下,知识阶层的独立性消失了,而奴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而将一切思维交托给了党。他们一方面在这种恐怖之下苟且偷生,另一方面又在祈求着党的赏赐能降临于自己的身上。七十年中,整个的知识阶层集体阳萎,既无创造力,也无活力。连阿赫玛托娃这样的忧伤异端者也从这个群体中彻底失踪,连索尔仁尼琴这样与极权理念有着某种相似性的异议者,也只能流亡国外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苏联的后期,支撑着苏联知识界脸面的,也只有萨哈罗夫,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苏联的体制是失败了,最后轰然倒塌,但它在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方面,却是异常的成功,并且有着不少的传人。当下的中国,自然是青出于蓝,整个知识阶层的被阉割状况,亦更胜于前苏联。整个知识分子不仅是失却了阳刚之性,更是失去了血性。斤斤于利益,混迹于官场,近日甚至有所谓的精英人物,不吝自己书法的拙劣,挽袖为当权者书写着文化教条,而这些教条,正是曾经将他们阉割的刀具。也许他们还倍觉荣幸,终于进入了当权者的法眼!苏联的心灵里,虽然也是泥污蒙昧,毕竟还有着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光彩,然而中国呢?我们仅有萨哈罗夫已经走了。
      
  •        
        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伯林这本书,就象照镜子,不同的是镜子里多了一个“苏联”的标签而已。
        伯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评价很高,他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这几十年来俄国涌现出的最伟大的作家,因而他也会像许多人一样遭到政府的迫害。这是独裁政治的内在要求。传统俄国和新俄国之间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别,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怀疑和迫害是共同的。”我觉得,迫害这些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一定站在人民一边,而是因为这些人在思想上很难占到政府一边。
        伯林和阿赫玛托娃的一夜长谈,很为人所知,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里写得简略,伯林这本书有更详细的记述。一般评价伟人,有个倾向,就是不把伟人当人看。阿赫玛托娃就不同,她评价托尔斯泰,就是把他当人,尤其是一个男人的。她说:“当托尔斯泰还沉浸在结婚的幸福中的时候,他写下了《战争与和平》,颂扬家庭的意义。当他开始对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怀恨在心,但又迫于社会的谴责,可能还会招致乡下人的耻笑,不能和他离婚的时候,他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离开她的丈夫而惩罚她。当他上了年纪,为自己还对乡村姑娘怀有强烈的性欲冲动而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完成了《克莱采奏鸣曲》,主张完全的禁欲。”
        伟大作家中,曼德尔施塔姆恐怕是最不妥协地坚持做人尊严的人之一,结果很自然就是生命的代价。他是欢迎革命的,但在1930年代,又是对革命的必然产生的后果最不妥协的一个,伯林说:“我真的再想不出还有其他诗人比他更坚决地抵抗这个敌人。”因为一首讽刺诗,他惹怒了斯大林,最后在海参葳附近的集中营被打死。他的这首诗是《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
        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
        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虫一般油腻,
        他的言辞就像秤砣一般准确,
        彷佛蟑螂触须的胡须含着笑意,
        他的长靴筒闪闪发亮。
        
        而在他周围站着一群细脖的领导,
        他玩弄这帮半人半兽的仆人,
        有人啼啭,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声大气地唠叨,
        发布一个个命令彷佛安装马蹄铁:
        这个钉鼠蹊,那个钉前额,这个钉眉头,那个钉眼睛。
        不论怎样给出死刑——都像吞食马林果般甜蜜,
        这个奥赛梯人宽广的胸膛啊。
        伯林对斯大林统治术的剖析精彩、准确,他称之为“人为的辩证法”,这是斯大林的原创。任何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会受到两种主要威胁,其一是革命进行的过头了,过分狂热的革命者造成了过度的破坏;第二种是第一种的自然结果,就是热情减弱了,大胆骄傲的试验气魄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斯大林的独创是在这狂热和冷漠的“辩证两极”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的方法——“人为的辩证法”。“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而长期维持内驱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方法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这实际就是我们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伯林指出,那些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因为太过无情太过压抑而无法维持下去的人们完全是在欺骗自己。因为集体的苦难即便不能产生自由,也能产生博爱和平等,而且一个人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真正幸福的时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当然了,统治者要记住: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杀或者被杀都比活着好,操控“总路线”的艺术恰在于此。他写下这些是在1952年,很不幸,伯林是正确的。
        1956年,伯林重到莫斯科,他的总体印象是,苏联社会最深刻的裂痕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被统治者中流行的是一种可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它认定政府在干蒙蔽公众的骗人勾当,而且对政治问题根本没有兴趣。他们主要期望是能够活下去,过上更惬意的个人生活。统治者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效仿最高级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为全体人民所敬畏、所憎恨但又不得不接受。伯林说:“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
        很不幸,伯林又是正确的。
        
      
  •       作者区别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阶层,好像在作者看来,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在提到曼德尔施塔姆的那一篇文章里,印象比较深的是,知识分子阶层没有被苏联所消灭,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保留了下来,延续着。知识分子的品质是正直、勇气。
      
      在极端的意识形态下,这些好的品质都挺了过来。
      
      对比中国的文化革命,老的一代,要么沉湖,要么去研究古代服饰,采取的是一种消音的消极态度。曾经敢于顶撞天威的,如马、梁等,下场均不妙。这些情形,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传承方面,就逊色得多。国民党延续统治下的孤岛,倒似乎多少继承了这种抗争直言的传统,殷海光,雷震,甚至郑南榕的自焚等,多少见一些血性。反观大陆今日的所谓公知,有美化文革的,有骂人的,有被揭露抄袭的,不知道柏林所说的这种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这让人想到明末,大量文官降清的故事。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也许,我们缺乏的,其实是追求真理、正义的传统。
      
  •       
      俄罗斯20世纪那段历史的阅读体验,让人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那本应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罪恶,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行着。透过旅人的眼光,注视那片时空下的人与事,新鲜的或是腐朽的,罪恶的或是美好的,尊贵的或是猥琐的,也许能让索多玛城中的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烈火倾下时候,还有些拯救着我们的义人,虽然那决然不是土地上的人,而是生存在人的内心处牢固的福泽。
      
      伯林是在少年时代逃离苏俄帝国,在英国成年;伯林之前,赫尔岑也流亡在英国了。英国是个什么国家呢?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道“英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流亡者,并无特殊的好感,认为这都是些穷小子,而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庇护权,它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集会权和出版自由一样不可侵犯。”伯林在英国受高等教育,并且以睿智的思想与行动力获得英国社会的认同,加入外交部,主导对苏联的政策,甚至是最早的要求英国与美国结盟的人,后来还在牛津谋得了教职。他是移民,但在英国——自由权利被捍卫的地方,他获得了自由。
      
      伯林眼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死在苏俄劳改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终身不屈于强权的帕斯捷尔纳克、天鹅绝唱般凄婉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宛如废墟中的珍宝,延续着俄罗斯的文脉,乃至最终在1989年重生。伯林1945年剖析了斯大林统治权术,那恰好正是毛及其跟随者的统治圣经。
      
      俄罗斯幸运的是有一批笃信宗教的热爱真理的人,有伯林。
      
  •       摘自《科学时报》 作者:杨新美
      
       为了让后人能理解那些伟大的文学家的作品,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其作品《苏联的心灵》中,将苏联时期的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安娜•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著名俄罗斯文学家都栩栩如生地还原在我们面前,这些无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不可错过的序言
        第一次随意翻到《苏联的心灵》时,就被长长的人名弄得晕头转向,即刻将其定义为研究苏联文化、俄罗斯文化的生涩的专著,随即将书就撂在一旁。第二次捧起这本书,原版书编者亨利•哈代所写的《编者序言》中讲述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迫于无奈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段文字,却让记者有了继续捧着这本书读下去的兴趣。
        这段对以赛亚•伯林于1958年创作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文的补充说明文字,几乎与伯林的原文篇幅一样。亨利告诉我们,1958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时,以赛亚•伯林一直强烈反对提名帕斯捷尔纳克,其原因并非是其不够资格,而是“因为《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已经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再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他与苏联当局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恶化”。
        在序言中亨利特意摘取了伯林曾写的两篇赏鉴书评,分别是1958年岁末伯林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评选所写的《日瓦戈医生》赏析,以及时隔37年后为同家报纸的“书架”栏目推选书时再次提到该书的评论。读完这些文字,才得知伯林是在《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就收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送去的原稿复印本、一夜未眠并兴致勃勃地读完了整本小说,才得知在高度赞扬这是本非凡之作的同时也指出其缺陷,才得知伯林当年如何驳斥那些对该书“尖酸刻薄”的评论家……
        如果说开篇的导言是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及其思想的解读,那这篇不短的、曾被我忽略过的序言则算得上是阅读以赛亚•伯林文字的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因为亨利在序言中对伯林文章辅以了背景说明,并穿插讲述了自己与以赛亚•伯林之间的交往,展现了以赛亚•伯林的人物个性、思想立场。
        看到这,或许你会以为亨利简直是在喧宾夺主,其实不然。因为《苏联的心灵》一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
      
        “被悲剧”的苏联知识分子
        在《苏联的心灵》这本书里,在伯林的笔下,能看到一些苏联知识分子“被悲剧”的一幕幕,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人。而其中,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个人物恰好可算得上是那个年代里被边缘的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多达15页的、名为《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文证明了这一点。伯林记述了自己几次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并使这两个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在一个个场景中呈现出。
        1945年卫国战争以后,伯林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日子里,几经波折才见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伯林形容她举止从容,容貌端庄而略显严肃,表情流露出忧郁,而这一切在伯林看来她就像悲剧中的一位女王。在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中,伯林才得知自一战后,她只见过一个外国人;她的前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的被污蔑乃至处决的遭遇。也同样是与阿赫玛托娃交谈中,伯林才明白托尔斯泰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创作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克莱采奏鸣曲》。而当1956年伯林再次到访苏联时,却未能见到阿赫玛托娃,而只是通过电话与其交谈,尽管当时阿赫玛托娃所有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
        以赛亚•伯林在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从《苏联的心灵》的某些篇章中能感受到他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同情。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他们作为俄国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问题的独特社会的成员,他们的境遇、使命和未来。从那些在其他方面的观点迥异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身上,我们一样都能看到这种民族的自恋。”伯林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痴迷的宗教宗师,像托尔斯泰那样热衷说教的道德家,像屠格涅夫那样在西方被认为是致力于追求永恒的、普遍的心理学与美学典范的艺术家,像契科夫那样远离政治、慎于说教的“纯粹”作家……这些人都终其一生密切关注着“俄国问题”。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罗斯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共产主义在全球一片欣欣向荣。苏联以超级大国的身份和美国并立,嘹亮的宣传语让人目眩神迷,亚洲、欧洲、美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前所未有地增加,中国则几乎全国都沉浸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狂热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伯林1945年和1956年先后访问苏联,他最初的目的是写一份针对外交的观察报告,但凭着自由主义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他发掘并梳理了苏联阳光灿烂的光鲜外表下蕴藏的罪恶;又通过和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交谈,他看到在黑暗的集权统治下,依然有人忠于自己的内心,那份执着和勇敢如同暗夜中的幽光,微弱却给人希望。
      
       伯林直截了当指出了苏联热血沸腾的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苏联,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原则、口号、理想——几乎与现实完全脱节”,“马克思主义者众口一词地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典型的罪恶,只有在苏联自己身上才能它们最纯粹的表现。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苏联的工人阶级一样受到他们的统治者如此长期、系统而公开的‘剥削’,除了维护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其他的都被当做‘剩余价值’加以剥夺。”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苏联的精神生活也是一片黯淡,“学生被鼓励钻研科学技术而不是人文研究,而且学习的领域与政治扯得越近,讲授的东西就越不怎么样。因此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现代史专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斯大林来说,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等等都是有害的,因为他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思想的钳制、大清洗大审判、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被消失”也就成了必然。
      
       在伯林看来,当时的苏联文化界早已丢失了十九世纪俄罗斯反抗极权、悲天悯人的传统,“张牙舞爪而又趋炎附势的,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市侩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养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灭且通常天赋超群,但被吓得战战兢兢,对政治不闻不问的“专家”居其中;诚实、易受影响、天真的要命、纯粹、渴望知识,非马克思主义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但在这万马齐喑的环境中,伯林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见面交流,却让他看到了极权统治下俄国知识分子并非仅仅是死水般的顺从,依然有人坚持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坚持个人创作的真诚与自由。
      
       伯林见到阿赫玛托娃时,她已经经历了自己被排斥冷落二十几年、第一任丈夫被迫害致死,儿子被监禁、朋友逃亡或自杀,在伯林眼里,“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一位女王”。他们吃着唯一的食物——煮西红柿,聊了整整一个晚上。阿赫玛托娃向伯林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并在他面前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悲剧。但她依然表示,自己并不想离开祖国。伯林为阿赫玛托娃面对苦难的从容所折服:“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她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如赫尔岑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
      
       两次访问苏联期间,伯林还多次与帕斯捷尔纳克见面。1945年时,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担心自己被误认为是政权合作者而深受折磨,但他同时告诉伯林,自己正集中余生全部力量创作一部“全新的、重要的”作品。11年后,他交给伯林一部手稿,并希望他帮忙在国外出版。伯林劝他认真考虑这么做的后果,担心这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坚持要求出版。这部历经曲折的作品就是《日瓦戈医生》,它让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也让帕斯捷尔纳克与苏联政府的矛盾更为激化。迫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宣布拒绝领奖,并在两年后郁郁而终。
      
       苏联的两次访问对伯林思想成长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他之后一生的研究几乎都与此有关。正是这两次访问,让他看到到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在真理的名义下产生的罪恶:“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此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这种古老而又耳熟能详的理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者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而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则让他把不满蒙昧、坚持启蒙,反抗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视为另一种俄国现象,刺激着他在余生更加坚定地发出自由捍卫者的声音。
      
       值得庆幸的是,伯林亲眼目睹了苏联极权体制的瓦解,他在1990年的《不死的俄国的知识阶层》中写道:“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和行动正在恢复昔日的活力与自由……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定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
      
  •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赵 松
      
      
       苏联解体以后,继承其国际位置的俄罗斯显然一直都无法拥有原先那种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尽管他们一直在努力让自己重新受到关注和重视。俄罗斯已重新变成了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好吧,它靠近北极。它曾经是世界的一极,而如今却如同世界的边缘。没错,它产生过很多伟大的作家、音乐大师,产生过列宁那样的改变历史的伟人;它创造了十月革命,也制造了“肃反”大清洗和劳改苦役营。从俄罗斯到苏联,再从苏联到俄罗斯,一个神话从形成到破灭的过程带给人们空前的震惊、振奋和极端的失落、痛苦。对此我们至今缺乏足够的了解。尤其对于二战前夕到斯大林逝世这段复杂至极的历史,我们更是无从说起。而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中译本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反思那段历史中的文化特质以及苏式社会悲剧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恐怕没有谁比以赛亚•伯林更适合写这样一本书了。他生于俄罗斯里加的一个犹太家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1920年随父母去了英国,后来在牛津大学读文学和哲学,担任过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一道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运动。二战期间,他先后在美国和苏联担任外交官,战后重回牛津研究思想史。出身背景和哲学经历,注定他不会以西方中心价值观来审视和判断苏联的现实。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平衡个人民族情感和客观的学术态度。他是谦逊的,“让我来谈苏联,无非是因为我懂俄语……”但大家都知道,他懂的不仅仅是俄语,而是俄罗斯。因为懂,所以他能始终以一种平和而冷静的态度来深入分析现象中的问题及根源,去研判苏联的“心灵”究竟是什么。他很清楚,不管发生过什么样的残酷事件,那里仍旧是由人构成的世界,而不是非人的世界或妖魔化的世界。
        这本书并非专著,而是一批与苏联文化与政治相关的文章合集。前半部分主要讲苏联的文学艺术状况,或转述作者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交往过程中的思考与判断,或评述曼捷尔斯塔姆的创作成就及与身处时代的关系;后半部分重点放在剖析苏联的那种泛政治化的文化特质上。书中多数文章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只有最后一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写于1990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此书的出版更晚,是在2004年,当时伯林早已不在人世(故于1997年)。早在1991年,责任编辑亨利•哈代就劝他结集出版关于苏联的文章。他拒绝了,“我认为在这个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刻,增加一些幸灾乐祸的文字似乎不合时宜……揭露近来政变与革命发生的根源等等。而且我认为那几篇东西,如果它们有什么价值的话(你知道,对此我一直表示怀疑),还是在十到十五年之后(或许那时我已不在了),而且顶多作为(像我一样的)亲历者对他们眼中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有趣回顾来出版会更好些。相信我,我是对的。”
        以赛亚•伯林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所以在面对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时,交流起来可以应对自如。尤其在捕捉表达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方面,他表现出诗人般的敏锐。他的描述让你意识到,那为数不多的文学幸存者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需要怎样的隐忍才能承受那样的煎熬,他们对于艺术理想的最后坚持则达到了近乎宗教意义的神圣。在艺术上,他们永远是清醒的。“不要去组织。组织是对艺术的扼杀。只有独立的个性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1789年、1848年还是1917年,作家们都没有组织起来拥护什么或者反对什么。不要组织,我恳求你们,不要去组织。”帕斯捷尔纳克在参加巴黎反法西斯作家大会时如是说。这样的话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都是具有震撼力的声音,但实际上也是最容易被庸俗的热流所淹没的声音,尽管它代表艺术的良心。伯林对于他们的处境以及为应付这样的处境所付出的代价理解得非常深刻,他的叙述虽然异乎寻常地冷静,但几句话,就足以让人心痛不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帕斯捷尔纳克)无话可说。我不得不意识到俄国(我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我拜访过的其他作家都不曾说‘苏联’这个词)的历史已经停在了1928年前后,那时它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事实上都切断了。”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伯林对于苏联社会特质即有敏锐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今天看来,仍旧具有现实意义:“我发现这种可爱的愤世嫉俗的态度非常流行,它认定所有政府都在干蒙蔽公众的骗人勾当,而且对政治问题根本没有兴趣。这种态度在和我交流的那些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那些因把时间花在听爵士乐、穿西方时装而在这方面饱受诟病的莫斯科人,只不过是追求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不过伯林始终都对俄罗斯文化抱有希望。尤其苏联解体之后,他对于俄罗斯知识阶层寄予了巨大的期望。他甚至以异常乐观的态度,展望恢复自由之后的俄罗斯将拥有美好的未来。当然他并没有排除专制重现,事实上目前的俄罗斯也确实仍旧摇摆在民主与专制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以赛亚•伯林的这部重要著作译本能在我们国内顺利出版,都是个不可忽视的好消息。
      
      
  •       我是此间给了这本书最低分数的读者。
      
      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从小在国营工厂的院子里长大的,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长大的人。对这本刻意的丑化苏联的书自然没有什么好感。
      这书在此间被吹捧的如此之高,自然有它借古讽今的意思。
      不过,我就想,几个知识份子的苏联的心灵是不是真正的苏联的心灵?
      他们是否就代表了全体的苏联人。
      
      我想在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派要读的书总有几本,《通向奴役之路》,《国富论》,《动物农庄》,可能还要再加上《美国的民主》之类的书。
      有人还要再加上索尔仁尼琴。
      
      现在的人很喜欢用被洗脑这样的词,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不是被这种思想就是被那种思想,根本不存在真空的绝对的自由思考。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阶级的世界上。
      
      本书的作者是个西方的知识分子,虽然早年出生在苏联,但是对那个国家一向是具有流亡贵族的敌意的。所以他的眼光无非就集中在发现这个国家的缺陷方面,好象那个时代的苏联是人间地狱一般。
      不过,我也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沙俄不也是群魔的世界吗。
      
      对某些人来说,某个时代的的某个地方是地狱,而对另外的一些人是天堂,这完全在于你所属的社会阶层。
      
      苏联时代是从旧俄国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时代,假如按照某些知识分子的看法,整个民族的飞跃还不如他一个人的自由来得重要。
      知识分子总是向往着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由一般知识和道德上完全优等的少数贵族统治,然后又在后来的时代加进去了富有的人,这大概就是精英统治吧。
      当然,这个世界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富人统治穷人的。
      
      十月革命使得有些人恐慌完全是多数人造反吓坏了他们,其中的俄国知识份子又显示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一些人逃走了,一些人游移不定。
      
      其实那么多的关于世界历史和文学作品,归结起起来,无非是马克思的那句话,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无论是下层把自己的观念套在上层的脖子上,还是上层把自己的观念套在下层的脖子上,都会不舒服既而反抗。
      一个完美的世界,从来也不存在。
      
      这本书令人感到厌恶的地方还在于完全把阿托尔斯泰和法杰耶夫这样的作家排除在一流作家之外。
      
      与其叫做苏联的心灵不如叫做傲慢与偏见来得合适,因为苏联的心灵在大地的民众中间,而不是几个抽抽八囊的文人。
      
      读后感写得很俗,因为不是精英,是作者说的那类列宁想要改造成为国家主人的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称呼普通人的。
      
      其实无论是这本作者还是本书的前序言的作者,都无非是在证明某一种理论和价值观念和法西斯一样,该消灭掉,但是又不好直接说,只好就到处的暗示----全世界精英,联合起来!
      
      读过的书也不下几百本,但是没有一本书引起我如此的厌恶,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在我眼前出现,因此上,就丢进垃圾箱。
      
  •       《苏联的心灵》: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20世纪,共产主义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物。它有着乌托邦的魅泽外表,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如若繁枝密叶,交叠着承接人们明亮的希望;它展示给人的形象是生机勃勃的,蓬勃得让人晕眩,也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似乎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理想社会,正在茁壮成长,触手可及。
      在中国,“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谨慎的官方宣告尚未出现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丰富得让人痛苦。也正是因整个社会狂热的想象,毫无顾忌地投入现实行为中,人们公社、大跃进等,强行扭曲历史进程,确实带来了真实的痛苦。
      相比较而言,西方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比中国来得更为理性。究其原因,他们有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悠久传统,特别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在他们的传统里根深叶茂。战争以及一些非正常的社会进程,如狂风骤雨般袭之,也只能造成一时的落木萧寒之景。根底处,蕴藏的生命力,无从毁之。时至今日,欧洲已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曾如此动人心弦。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成为很多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朝圣之地。在俄国当局巧妙的安排下,一般受邀访问俄国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照遍的世界,灿烂庄严,明亮鲜艳。但其实,大多数接触俄国的人,还是能看到光明之下,有着血染的罪恶之花。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
      
      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以赛亚•柏林的作品集编者亨利•哈代在《苏联的心灵》一书序言中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本书”。语气确凿,夹有明显的欣喜,“以赛亚•柏林散见各处的讨论苏联时期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不但质、量俱佳,而且与众不同。”
      柏林1945年访问俄国,他对共产主义时期的俄国的观察,是从观念的产生与传播,此一角度展开的。对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柏林的态度是清朗的,它不过是众多社会哲学中的其中一种。一家之说,自然不必苛求其绝对的正确,谬误相随,实为常态。
      令他不安的,同时也让他处于研究的兴趣而着迷的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激情革命者所期待的要素。因为它宣传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解释人类的正确目标。柏林很谨慎地以解说的方式,不着痕迹地批评马克思的学说。相比较而言,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对马克思的学说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
      “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此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这种古老而又耳熟能详的理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者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柏林很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当政者把它当做唯一的真理。
      无论哪一种学说,如果被掌权者赋予一种绝对的解释权,解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解释真善美,邪恶便会产生。而共产主义恰恰就在俄国的统治者那里,获得了这样的绝对解释权。一种学说,被一个社会广为认同、接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发生的事情。对柏林而言,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如果说真有什么魅力,那绝不是理想社会、新的社会结构等,而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共产主义,竟成为一个社会唯一的真理。
      被驯养的民众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柏林在俄国所观察到的游走在社会生活表象之下的事实。柏林把那时的俄国比作是一所学校,统治者绝不是那种和蔼可亲长辈式的老师,而是与之相对的那种,严厉苛刻,要求学生具有绝对的服从,并时刻表示,对他们严厉是为了他们好。而被统治者,用柏林的话说,“心智似乎都只停留在十六七岁的水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再激烈竞争的体制中被埋没”,“对重大的公共问题毫不关心”,“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烧身”。
      在柏林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社会,生活在谎言编织的幻觉中。整个社会,特别是被统治者付出着巨大的代价,丧失自由,甚至丧失生命。却被告知,这代价是必须的,因为光明的彼岸与此岸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只要能涉河而过,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合理的。
      斯大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柏林更是把他当做是一个拥有特殊管理才能的人物加以审视。尽管,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现实是那样让人痛苦,柏林却以他的聪慧和别样的幽默,用一种较为有趣的方式,来分析这个人物,而且为他创造了一个词“人为的辩证法”。历史是在矛盾与冲突中螺旋式前进的,为符合这个历史辩证,斯大林不断地制造各种运动,把想象中的敌人制造出来,然后加以肃清。这对于斯大林来说,需要把握好火候,“需要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柏林不无讽刺地说。
      思想路线忽左忽右,人们疲于应付,稍不谨慎,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位置,灾难和悲剧就会发生。因为路线转换频率太高,人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思考的对象变成了琢磨统治者的想法。柏林为共产主义时代的被统治者们悲哀,他说,他们连“内心的流亡”都不能拥有,他们维持生存需要透支心智,根本不能考虑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
      偶然的极权
      柏林是那种让人放心的思考者,他给出的观点,即便不充分准确,但却是他在他所能掌握的条件下,给出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谬误以被他谨慎地最大化地削减。虽然柏林并没有预言这样的社会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但就他对斯大林统治术的分析,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言下之意,没有这样一个有着高超技术的独裁者,政权的松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苏联最后的结果是解体,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艰难前行。有人曾做这样的假设,《极权主义的起源》由柏林来写,阿伦特的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纳粹极权,那么,柏林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则为共产主义极权。但是,当我们看完《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就会意识到,柏林不会去阿伦特般去追源溯流,构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模型的历史流变。
      因为在柏林的思考中,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实现,需要太多偶然的因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这意味着,避免它的出现,也有众多偶然的契机。俄国在他的眼里,是一个“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而非一棵由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邪恶种子茁长而成的高木。
      柏林甚至有理由为自己一直坚持的多元论而得意,多元论正是破除政治迷信的最有效的方式。只要有什么观念,在实质上被领导者利用,那么,一个持多元论的人,就可以非常轻易地辨别出来,并提高警惕。一个知道吃多样化蔬菜有利健康的人,在一家只吃白菜的餐厅,自然感觉不对头。而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警惕之心,一个权术再高明的统治者也必然遭遇失败。
      抒情是一道光
      帕斯捷尔纳克(1890 – 1960)和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柏林1945年访俄期间最想见到的人。阿赫玛托娃是前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其言论受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于此同时拥有一部分人隐秘的敬爱。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位敏感才气的抒情诗人,在政治宣传严厉的时代,他却以纯挚的抒情,打动了那些日益冷漠枯寂的心灵。
      柏林没有讳言,自己被帕斯捷尔纳克吸引,不是他有什么哲学上或者政治上的远见,而是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了那种充满激情的、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如此不吝赞辞,在柏林的文章里,是也是极为少见的。
      柏林曾在《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的遗产》一文中,描述过19世界俄国艺术家们对自己祖国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和责任感,但是,柏林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却基本没有去追寻这样的遗产是否在他们身上得以保留。柏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赞美,也是停留在抒情这一层面,被她的诗歌感动,成为柏林人生中神秘美妙的体验。
      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会面35年之后,柏林写下了当时的记忆,充满了私人记忆的细节,没有褒扬他们的文化价值,叙事之碎碎念念,在柏林的文章中很少见。如果说,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带给柏林最深刻的印象是,被无限扩展的大观念,吞噬着每个人的真实生活,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则让他看到,忠于自己内心生活的生活方式,蕴藏着人性的善。真挚的抒情是一道光,可以穿越极权的坚壁。
      苏联解体后,柏林写下短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1990),仿若《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附尾,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要获得自由,就有无限的创造力,“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
      
      成稿于10-08-19
      
      《苏联的心灵》
      以赛亚•伯林 著
      潘永强 刘北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7月版
      28.00元
      
      
  •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金 雁
      
        不同的“现场观察”
        我们知道,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父辈是拉脱维亚的犹太商人,他本人在沙俄和苏俄内战期间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21年离开俄国前往英国。这种生活背景使他具有观察俄国的独特条件,一方面他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积淀和语言优势,另一方又有“旁观者清”的理性角度,所以他谈论俄国的著作都有一种“进得去,出得来”的自如感和整体视角。《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是他1945到1990年不同年代访问苏联的十篇回顾性报告和讲演。战后伯林定期到铁幕下的苏联访问,虽然每次去苏联的时间都不长,但是他所选择的年代却很有趣,从战后初期的1945-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的1952年,从赫鲁晓夫改革的苏共二十大的1956年到他下台后的1965年,从“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战后苏联的每一个“关键年份”,伯林都以“现场观察”的身份而成为直接“目击者”。所以这本以“俄国文化”为名的书中的很多内容涉及苏联制度建立过程当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并体现了作者本人观察的独特视角。
        阅读过程中我就在想,我们也时常去俄罗斯,回来以后也要“向上”写书面报告,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报告”写得这么具有个人特色和酣畅淋漓。我们的“报告”表达方式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向上呈报的“文体”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既不能过于学术化、充满了大段学院派的论述和引经据典的注释,也不能太具有个人特色和视角。记得有一次从俄罗斯归来,不谙此道的我写出来的“报告”因为太具有“个人看法”而遭到了上级的批评,曾经的“道内人”以传授秘诀的方式告诉我,对报告的阅读者要有两个考虑:第一,这些人身居领导职务,日理万机,没时间阅读大块头的东西,报告的上限字数不能突破五千;第二,一定不能把阅读报告的人文化水准设想得很高(虽然这些人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大体以高中文化程度为限,报告中除了谈论规定内容以外,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结论,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另外,报告不能有太体现个人色彩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不但容易引火烧身而且不符合公认的“报告文体”,甚至往极端里说,除了所见的人物要真名真姓以外,“现场观察”与报告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读了伯林的这本书后,我才知道,这种文本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的“标准化程序”的“功能性虚构”的报告模板始于苏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主体和客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 ([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69页),国家假装服务民众,民众假装拥护当局的领导和为其工作。这是这种制度下造成人的两面性和应对体制的“政治上的消极性”的必然结果。
        伯林的这些报告之间的有机联系主要是建立在苏联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基础上的。以前的苏联历史书籍都说,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成功地改造了旧知识分子,使他们主动地融合到苏联政权中,又造就和培养了大批的新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心悦诚服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但是现在从伯林的书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这种讲述模式的另一种解读。
      
        “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不与政府合谋”的传统,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立场使俄国文学界大师辈出,在十九世纪文学家充当着启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导致文学一枝独秀,使俄国文学曾有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之称。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三年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凋敝化”更加严重,完全丧失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托洛茨基坦率地承认,十月革命“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554页)。1921年新生政权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对社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一劳永逸的镇压,又把著名的人文知识分子统统赶出俄国以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列宁曾经许诺的在外患清除以后放松专政的阀门。人们总认为内战期间压制民主是为了保证非常时期的一致对外性,等形势缓和了自然会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另外,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文化领域的“多元”局面有一定恢复。当时虽然也有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但由于列宁去世后留下的含混不清的遗产以及“权力真空”的集体领导时期,使布尔什维克处在“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摸索阶段,因此出现了一时间昙花一现的“自由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文学试验”期(第3页)。托洛茨基说,“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一度令知识分子充满希望,但是这种短暂的“文化复苏”还在“孵化期”时就戛然而止,“新雅各宾主义”的“猎巫运动”(138页)接踵而至了。所以后来的俄国知识界将二十年代中期视为“祖国历史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美]列夫•洛谢夫:《布罗茨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7页)。像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总是说他们的“精神食粮”来自“俄国”,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他们是属于俄国的,从来不说他们是属于苏联的。
        1928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后,却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早产”的俄国革命指望“世界无产阶级”的“后续行动”的希望落空,苏联的“孤岛”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另一方面,斯大林通过剪除异己方式的“善良淘汰”机制,把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这种党内斗争的绞杀既没有党内基础也缺乏民意支持。在斯大林自感到根基不稳的情况下,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政治需求的第一要素。斯大林把自己化身为党的“真身”,他高举着“决不允许分裂党”的“革命惩罚之剑”,砍向所有敢于违背其意志的个人和团体。可以说从那时起,苏共的历史就成为从“理想主义蜕变”的历史。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以革命的名义操纵民意,“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302页)。
        俄共(布)早年在革命党、反对党时期争取政治自由的理想很快就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宪政目标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新政权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向比原来所推翻的沙皇专制更强大的“新专制主义”演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必然形成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政权的暴力手段从对付敌人发展到对付“灰色地带”,再扩展到对付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不但可以压制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而且这也开始扩展到无产阶级了。这个政权对人民的强制约束力和汲取手段甚至超过了它所推翻的对象。它实际上就像赫尔岑所说的,只不过是“颠倒”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就是直接从旧制度“抄袭”来的,而且是旧制度不堪的一面。
        在权力吞没理想以后,理想中的反专制、争民主的目标与革命后的政治现状形成绝妙的讽刺。革命后当人们认为宪政民主唾手可得时,政治自由和革命的理想目标又被“妖魔化的外部环境”和需要强化党的领导无限期地推迟。执政者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的领导、国家的强大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国家造成危险。虽然掌权者心知肚明,苏联的国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分离。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一概念不仅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信念与政策,而且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且让人别无选择。”(131页)
        那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者,拿到权力以后就开始铸造新的国家机器,他们把自己等同于权力,并要求一切利益、一切要求都必须服从于“一党专政”的“新式专制”。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就曾经说过,革命政府是“反抗暴政的‘专制政体’”([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1页)。苏维埃政权蜕变的“热月”完成以后,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始终没有丢掉老祖宗的“名号”,他们竭力想把这个政权塑造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的“正朔”。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联系起来,但是倘若这仅有的一点继承关系都没有了,不但合法性的失缺会更加明显,社会动员也会师出无名。于是斯大林主义就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而实际上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门形而上学,变“成为一种公认的、不可抗拒的、但又极其乏味的官方说教”(152页)。强制性的政权需要民众绝对地“俯首帖耳”(137页)和充当统一机器上的“螺丝钉”,至于它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革命动员时的理想目标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政治化诠释”的意识形态转换,可以在空头许愿的理想主义大旗下,“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对这一套教条的遵从”(132页)。斯大林懂得,革命热情可能会转瞬即逝,纯粹的宣传动员与影响又缺乏物质保障,只能依靠频繁地动用专政机器,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成为一个常规。
      
        非此即彼的两维图像
        在布尔什维克话语霸权下,建立起了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叙事模式。他们自己代表绝对正确的革命一方,而对立的一方是绝对反动和邪恶的,是没有理由生存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伯林却认为,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手段是专制的、暴力的、不人道,这种运动就是专制的,以撒旦的名义杀人和以耶稣的名义杀人,其结果都是杀人。没有一个许诺短期的专制可以换来长期的民主自由的组织和制度不是专制的,那些要在最终目标上为自己的现行专制行为寻找辩护理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标准的专制主义者。伯林说,自由不会因为牺牲而增加,“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牺牲自由不会促成自由,无论这种牺牲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都是如此”(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130页)。换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获得了“以正当的理由干下流勾当的权利”,那些在群众运动中大声疾呼自由的人,往往是最不愿意住在自由社会的人。他们渴望终结“人人自由的社会”,因为在每个人都拥有同等自由的社会,革命者的作用便无处施展,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罗尔斯也说,人类的最重大的冲突,都是在至善、合理、为大众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结果却并没有使人类远离恶行和仇恨。革命后的苏俄没有能够逃脱这种“内在规律”的历史宿命,它从反抗暴政走上了革命的反面。
        于是就有了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预设和相互关联的三个目标:第一个预设是,因为一时间布尔什维克没有在心理上做好承受自己在世界上被孤立的准备,所以把外部环境“妖魔化”在所难免。在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处在“一圈满怀嫉恨的敌人的包围圈中”(91页)。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国家的生死存亡就上升为压倒性的国策,孤立的恐惧迫使他们与自己心目中的“被包围”图像做紧张的斗争。第二预设是对斯大林的神圣化。斯大林领导的“党是从来不犯错的”(106页),在党面前个人和团体只有服从的义务,任何质疑和不信任都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恶意,应坚决消灭之。
        至于三个目标是和这两个预设套在一起的:首先,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的领导地位是绝不能动摇的。因为这个体系除了斯大林“这样杰出的管理大师之外无人可以操作”(111页)。他像“神”一样具有领路人的作用,是可以控制和改变自然规律的,是可以领导苏联穿透历史法则的发展阶段,人为地使俄国进入超越西方的社会模式。这种目标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俄国十九世纪以来“激进主义”急于追赶西方的紧迫感,既可以释放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愫,又能满足他们的“弥赛亚情结”,同时培养出一种国家性质的“集体无意识”。
        其次,从“大同社会”观念出发,苏维埃国家推导出一种“见异思齐”的“一元论”理论。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建筑社会主义大厦的材料,国家要用“专政”的刨子刨掉“材料”的棱角,把他们塑造成所需要的形状。因此作为“材料”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党和国家的面前“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够”(102页),因为如果国家不强大,渺小的个人要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呢?第三,因为“合法性”缺失带来的压力,对自己竞争对手的提防一刻也不敢松懈。一直以来,被想象夸大的和“自我封闭”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在敌对包围圈中”的外部环境,既是党内斗争的武器,也是社会动员的理由。以外部压力的借口来控制整个社会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基本方针。新政权成立以来的每一个胜利都被看作是战胜“想要颠覆新政权”的魔鬼阴谋的胜利。在敌对世界中保持国家强大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内外大政方针必须以“发展重工业”的“要打仗”着眼。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苏维埃国家不是为了国民今天的幸福、自由和自治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战斗而存在的,这样做是为了遥远的“幸福”,换作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现在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为了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当时的执政者一直在宣传这样两种观点:第一,杀剥削者、杀党内反对派、杀阶级敌人都是为了地球上一切受苦人的幸福。苏联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我离开家乡去杀敌,为的是夺回土地还老乡。”这里面的讽刺意味一望便知,老百姓们说,我们更关心自己的眼前和当下的利益,我们的父兄们远离家乡打战,能争来的实惠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牺牲相比。第二,因为敌人随处可在,在敌我对峙的环境中,民众既没有辨别能力也缺乏自我约束力,是不可以放纵“自治”的,是需要严加“管制”的,而“仅靠和颜悦色是管理不住的”。“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苏联的整个生活模式——所有的集权国家仰仗的都是不停地规训和一刻也不放松地管制”(105页)。统治者“真诚的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仍是他们神圣的职责”(139页),只有剪除了异端才可以保持教派的“纯洁性”。可以说,党内的“独裁化”与社会上的“政治一致性”基本上是同步的。如前所述,斯大林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要说“权威要素”并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这是属于列宁的独特贡献。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列宁就认为党的领袖如同“老大”和“教父”,必须“要求它的成员向圣坛贡献出他们所珍爱的一切(物质利益、道德原则、私人关系),对温情的道德越反叛越厌恶越好”(132页)。作为“后学”的斯大林只不过是“权威要素”的发展者和具体落实者罢了。
        为了贯穿“政治正确的一致性”,“真理”的内涵被抽空而成为权力随意摆布的“婢女”,从此以后只有“钦定”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代表“真理”,国家的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只不过是领导意图的猜测者或注释者罢了。在党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在一切场合不断地重复、反复灌输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准过的真理,从而形成苏联的意识形态。除了驱逐出境的大批人文知识分子以外,国内真正有思想的人不但被边缘化,而且随时都可以被扣上“专政对象”和“反革命”的帽子。在沙俄时期扮演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列入“有罪者”的行列,他们被看作是“邪恶的巫师”。接下来便要展开针对知识界的“猎巫”运动了。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扫
        理论上所有的苏维埃俄国人都是陷于“一国被包围中”的“诺亚方舟”上的“同道者”,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所有人群分为向“权力核心”聚拢的几个依次落差的等级,知识分子是处于最外圈的不被信任者阶层。斯大林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党是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的,而知识分子历来有“思想自由”和“捣蛋鬼”的传统,他们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斯大林希望在他的统治下,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以及与政权作对的习惯,让这些喜欢各自为政的声音从此变成政权的传声筒。
        首先,斯大林利用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个人对“人多势众”的劳动阶层的天生“负罪感”和民粹主义的恐惧心理,努力塑造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让他们无休止地进行自我反省。因为俄国上下层的深刻的鸿沟裂痕,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道义和精神上欠了俄国人民一笔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苏维埃政权确立以后,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因属于“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九卷,49页),是“寄生虫”,对这些人“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光听起来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8页)。对那些保持着革命前知识分子批判标准、独立精神和创新观念的人都会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无情地“赶到中亚和北亚地区”(22页)进行“国内流亡”。斯大林懂得,对俄国这种具有村社传统的民族来说,“重集体、轻自我”越是在下层越有市场,在知识分子独立经济来源中断以后,“集体性”的重要程度是和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个人不能隶属一个集体便意味着“被抛弃”,他们要想打破孤立重新回到队伍中来,重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就要先过低头认罪这一关。政府一面在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性”的同时,一面在全俄组建“民众纠察队”协助警察监督和揭露“异己分子”(严格地说,管辖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不属于民警和纠察队的职责范围,但揪出“寄生虫”则属于他们分内的事)。这种靠煽动劳动阶层对知识阶层之敌意的愤怒的阶级感情,让民众把肆虐倾向和歇斯底里的憎恨指责转移到这些“不劳而获”的“罪人”身上。所以阿赫玛托娃对伯林说:“你来自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而在这里,我们被区分成了人和……”(74页)
        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调动能力。他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一般人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臣民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民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的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清理知识分子运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个大“清扫”的彻底“轮换”过程。中央组织机构调动了大批十月革命后的“速成代干生”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这期间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统一的学术团体,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敢于抗衡体制的个人和非官方团体了,“任何思想上的少数派早就已经被消灭了”(93页),以后所有的社团都是“党的”,都必须服从党的严酷的政治戒律。俄国社会的“一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国家政权下没有了社会,没有了民间,也没有了个人。
        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文化战线上的高压整肃运动一步步升级到“恐怖统治”。整个知识界都笼罩在“死亡的大幕下”(74页),对爱思考、爱闹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来说,用震慑的办法使他们变成“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羊羔”(112页)和“惊弓之鸟”(23页),不由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不肯就范。在伯林看来,束缚知识分子的“重重锁链以及给他造成的损害骇人听闻”(26页),“俄国在人文研究领域不可能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为了安全牺牲了创新”(15页)。在此种氛围下,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让形形色色的团体自相残杀,“告密文化”大行其道,人人猜忌、相互指责,“断头机被重新起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没声了”(109页)。由于当政者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因此靠大肆鼓励“告密”行为来掌控那些“愿意用自己脑袋思维”的人的信息。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统一化、一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统治者看来,思想争论会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会增加管理者的难度。“兵营化”整齐划一的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按规划来生活是统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整个苏联社会是以执政阶层和上层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俄国民粹派起,理想中的新制度就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平等、划一、没有个性的统一体。伯林在其他著作中曾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就可以随意揉捏。”所以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在俄国素有“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之称的高尔基在1928年回国以后就成为在斯大林的“统治术”下被“随意揉捏”的第一人(参阅金雁:《破解高尔基之谜》,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17日),其后整个知识阶层都被制服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
        伯林认为,大清洗和整肃知识分子对苏联文学界的改变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崩溃”,那“简直就是另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其残忍度只有“遥远的西班牙宗教审判”可与之相比(6页)。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万能”的政权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他们丢掉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丧失了往昔的道德标准,“于是不再有争论,不再有人们的思想骚动,接下来就是死水一潭的顺从”。斯大林“摧毁了一个曾经在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的活力”(142页)。“猎巫运动”以后俄国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探索直线下降,“艺术作品必须是团队集体创作的”(130页),以至于文学家一听到“个性”这个词就“不寒而栗”,“人们对苏联作品的真实质量不抱什么幻想”(37页)。苏共二十大以后自杀的法捷耶夫在遗言中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界进行了控诉,并对自己助纣为虐表示忏悔。他说,我们的文学家在当局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二十八卷,108-109页)。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拥挤在什么考古、古文字或应用技术之类的远离政治的“冷僻”领域和实用领域里,因为“标准化”的技术专家生存空间要比人文知识分子大得多。所以技术官僚大行其道,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相互内耗,产品中垃圾居多,有价值的创造不足百分之二十,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百分之一。俄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空白”(136页)。“俄国文学、艺术和思想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一个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芜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53页)。作家们都自称是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人”。
        赫鲁晓夫时代伯林又一次来到苏联,与战后的1945-1946年相比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林所接触到每一个官方人士都承认,“过去是极其恐怖的”,而现在他们“对新的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115页)。1954年以犹太作家爱伦堡发表小说《解冻》为标志,人们以为苏联文学史上的“解冻”时期到来了(1954年9月23日小说《解冻》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害怕失控以及统治阶层的思维定势,刚刚打开的闸门又被关上。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承认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5年,138页)赫鲁晓夫出于保护自己和整个统治阶层的需要,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政策下被它的惯性拉回到原来的框架内。苏共二十大揭示体制弊端的改革刚刚迈步就浅尝辄止,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已经积淀很深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深刻的裂痕。
        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其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麦德韦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1980年,284页)。苏联对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代的驱赶,三十年代的镇压,五十年代的改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收买和钳制,已经把所谓的知识界训练得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的不自由”,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知识阶层明显地分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群”(122页)。从言谈举止中人们“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成功的权力追逐者,哪些是他们的牺牲品,甚至更容易分清哪些人正在施展各种手段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与此相反哪些人早已心灰意冷,苏联的各级当权者的一言一行都在仿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的主要领导人。他们是一般强硬、冷酷、好斗,是国家之上的‘无产阶级’无赖,他们憎恨一切广义上可以称‘西方价值’的东西,甚至憎恨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121页)。用曾当过苏联作协主席的西蒙诺夫的话说:俄国作家前所未有地步调一致,“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正如伯林所看到的,知识界因利益不同而发生了分化,“某些知识分子真的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御用走狗(其中一些人行动迟缓而不情愿,另一些人则知足长乐、因自己的能干而得意洋洋)”(143页)。
        那些“既得利益者”有自己独特的说话口气、长相、衣着,他们相信一套表演术,自认为善于控制这种表演,并以此迎合观众。这套表演已经明显地与他的整个自我表述方式密不可分,甚至对自己也如此表演(153页),这种人要么是“半个变节者,是政府的工具,要么本身就是无耻的政治操纵者和煽动者”(155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熟练且乐此不疲地重复着烂熟于心的那套话语”,让它成为“维系整个苏联的唯一粘合剂”(122页)。官方的知识分子是“玩世不恭的牧师”(150页),他们的语言是“麦克风”语言和“书面文体”,是华丽词藻堆砌的空洞和“废话”,是充满了“水分”、需要晾干了听的“无效”的表演。他们实际上有没有生命都值得怀疑,他们像枯燥乏味的机器一样,鹦鹉学舌一般重复着连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动的内容。伯林说在这种意识形态讲座中,“讲演者情不自禁的打哈欠,而听众则出于礼貌,用笔记本遮住脸,好不让讲演者发现他们正在走神”(119页)。
        而广大的民众以及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使用的是分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一种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101页)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变换“关键词”。那些为“异端邪说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人现在都学乖了,公开文体已变得“狡猾”和曲折的“擦边”。
        而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
        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当局因公开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引起了抗议浪潮,一元化的局面遇到了挑战。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萨哈罗夫说:“我们应该消灭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统一的思想体系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是国家的悲剧。”(《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12页)这时期征集签名、书写抗议信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其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并不在意当局是否接受自己抗议的内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一种藐视权威的姿态。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使苏联知识分子的签名活动达到高潮。当局对应的做法是开除、监禁、流放、投入神经病院或驱逐出境。从1971-1976年驱逐出境成为主要的惩罚措施,索尔仁尼琴就是1973年被驱逐的。
        与此同时,地下出版物——“萨米兹达特”流行开来。“萨米兹达特”宣称,“我们也有权宣布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它以“地下出版物”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化”,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地以类似传销的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当时民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拿到“萨米兹达特”的人,除自己阅读留底外,必须要抄写散发出五份。到七十年代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建立“小型的、但活动力很强的反对派组织”(麦德韦杰夫等:《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121页)。随着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持不同政见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各种分散的民族、宗教、人权组织联合起来,成为雏形政党。萨哈罗夫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1975年他在《我的祖国和世界》论文集中把苏联制度定义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党治国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他提出修宪的要求,认为这不仅是苏联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广大民众的要求。萨哈罗夫认为精神自由问题不只是苏联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与伯林历来对自由的追求不谋而合,所以伯林说,他从萨哈罗夫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的暗流涌动。
        1990年伯林最后一次访苏,这时他已八十多岁高龄,但是仍能感到剧变临近。他去世时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体制已经垮塌,俄罗斯当时尽管仍在经历变革的阵痛,但他对这个伟大民族的复兴仍然充满希望。总的看来,伯林这多次访苏见证了苏联体制兴衰的全过程,切到了它每一个时期的历史脉动。他的观察并非都那么准确,例如他对高尔基的看法笔者就不敢苟同,但是这些访苏报告对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心路的把握,仍然是许多学院式的“苏联文化史”论著所不及的。
      
  •       摘自《经济观察报》 作者:莫 枫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物,它有着乌托邦的魅泽外表,令人产生无限遐想,似乎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理想社会,正在茁壮成长,触手可及。在中国,“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谨慎的官方宣告尚未出现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丰富得让人痛苦。也正是因整个社会狂热的想象,毫无顾忌地投入现实行为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强行扭曲历史进程,确实带来了真实的痛苦。
        相比较而言,西方对待 “共产主义”的态度,比中国来得更为理性。究其原因,他们有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悠久传统,特别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在他们的传统里根深叶茂。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曾如此动人心弦。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成为很多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朝圣之地。在俄国当局巧妙的安排下,一般受邀访问俄国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照遍的世界,灿烂庄严,明亮鲜艳。但其实,大多数接触俄国的人,还是能看到光明之下,有着血染的罪恶之花。问题只是在于是否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
      
        唯一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以赛亚•伯林的作品集编者亨利•哈代在《苏联的心灵》一书序言中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本书。”语气确凿,夹有明显的欣喜,“以赛亚•伯林散见各处的讨论苏联时期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不但质、量俱佳,而且与众不同。”
        伯林1945年访问俄国,他对共产主义时期的俄国的观察,是从观念的产生与传播此一角度展开的。对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伯林的态度是清朗的,它不过是众多社会哲学中的一种。一家之说,自然不必苛求其绝对的正确,谬误相随,实为常态。
        令他不安的,同时也让他处于研究的兴趣而着迷的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激情革命者所期待的要素。因为它宣传能够根据一套具有科学证据的历史模型来解释人类的正确目标。伯林很谨慎地以解说的方式,不着痕迹地批评马克思的学说。相比较而言,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
        “那种唯一真理论,即只有唯一的真理人们必须为此献身,只有唯一的方法可以实现它,只有唯一的专家团体有资格来发现和解释它——这种古老而又耳熟能详的理论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即使表现得多么理想主义或者超凡脱俗,本质上它仍然是极权主义的。”伯林很明确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当政者把它当作唯一的真理。
        无论哪一种学说,如果被掌权者赋予一种绝对的解释权,解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解释真善美,邪恶便会产生。而共产主义恰恰就在俄国的统治者那里,获得了这样的绝对解释权。一种学说,被一个社会广为认同、接受,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发生的事情。对伯林而言,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如果说真有什么魅力,那绝不是理想社会、新的社会结构等,而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共产主义,竟成为一个社会唯一的真理。
      
        被驯养的民众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伯林在俄国所观察到的游走在社会生活表象之下的事实。伯林把那时的俄国比作是一所学校,统治者绝不是那种和蔼可亲长辈式的老师,而是与之相对的那种,严厉苛刻,要求学生具有绝对的服从,并时刻表示,对他们严厉是为了他们好。而被统治者,用伯林的话说,“心智似乎都只停留在十六七岁的水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在激烈竞争的体制中被埋没”,“对重大的公共问题毫不关心”,“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影响那些问题,而且讨论那些问题还容易引火烧身”。
        在伯林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社会,生活在谎言编织的幻觉中。整个社会,特别是被统治者付出巨大的代价,丧失自由,甚至丧失生命;但他们却被告知,这代价是必须的,因为光明的彼岸与此岸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只要能涉河而过,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合理的。
        斯大林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伯林更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拥有特殊管理才能的人物加以审视。尽管,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现实是那样让人痛苦,伯林却以他的聪慧和别样的幽默,用一种较为有趣的方式,来分析这个人物,而且为他创造了一个词“人为的辩证法”。历史是在矛盾与冲突中螺旋式前进的,为符合这个历史辩证,斯大林不断地制造各种运动,把想象中的敌人制造出来,然后加以肃清。这对于斯大林来说,需要把握好火候,“需要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伯林不无讽刺地说。
        思想路线忽左忽右,人们疲于应付,稍不谨慎,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位置,灾难和悲剧就会发生。因为路线转换频率太高,人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思考的对象变成了琢磨统治者的想法。伯林为共产主义时代的被统治者们悲哀,他说,他们连“内心的流亡”都不能拥有,他们维持生存需要透支心智,根本不能考虑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异见和精神独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内心世界”。
      
        偶然的极权
        伯林是那种让人放心的思考者,他给出的观点,即便不充分准确,但却是他在他所能掌握的条件下,给出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谬误已被他谨慎地最大化地削减。虽然伯林并没有预言这样的社会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但就他对斯大林统治术的分析,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言下之意,没有这样一个有着高超技术的独裁者,政权的松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苏联最后的结果是解体,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艰难前行。有人曾做这样的假设,《极权主义的起源》由伯林来写,阿伦特的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是纳粹极权,那么,伯林最重要的分析对象则为共产主义极权。但是,当我们看完《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就会意识到,伯林不会像阿伦特般去追源溯流,构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这样一种社会模型的历史流变。
        因为在伯林的思考中,这样一个社会得以实现,需要太多偶然的因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这意味着,避免它的出现,也有众多偶然的契机。俄国在他的眼里,是一个 “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而非一棵由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邪恶种子茁壮而成的高木。
        伯林甚至有理由为自己一直坚持的多元论而得意,多元论正是破除政治迷信的最有效的方式。只要有什么观念,在实质上被领导者利用,那么,一个持多元论的人,就可以非常轻易地辨别出来,并提高警惕。一个知道吃多样化蔬菜有利健康的人,在一家只吃白菜的餐厅,自然感觉不对头。而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警惕之心,一个权术再高明的统治者也必然遭遇失败。
      
        抒情是一道光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和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伯林1945年访俄期间最想见到的人。阿赫玛托娃是前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其言论受统治者的严厉控制,与此同时拥有一部分人隐秘的敬爱。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位敏感才气的抒情诗人,在政治宣传严厉的时代,他却以纯挚的抒情,打动了那些日益冷漠枯寂的心灵。
        伯林没有讳言,自己被帕斯捷尔纳克吸引,不是他有什么哲学上或者政治上的远见,而是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了那种充满激情的、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如此不吝赞辞,在伯林的文章里,也是极为少见的。
        伯林曾在 《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的遗产》一文中,描述过19世纪俄国艺术家们对自己祖国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和责任感,但是,伯林写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却基本没有去追寻这样的遗产是否在他们身上得以保留。伯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赞美,也是停留在抒情这一层面,被她的诗歌感动,成为伯林人生中神秘美妙的体验。
        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会面35年之后,伯林写下了当时的记忆,充满了私人记忆的细节,没有褒扬他们的文化价值,叙事之碎碎念念,在伯林的文章中很少见。如果说,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带给伯林最深刻的印象是,被无限扩展的大观念,吞噬着每个人的真实生活,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则让他看到,忠于自己内心生活的生活方式,蕴藏着人性的善。真挚的抒情是一道光,可以穿越极权的坚壁。
        苏联解体后,伯林写下短文《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1990),仿若《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附尾,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只要获得自由,就有无限的创造力,“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
      
      
      
  •        无论祖先还是上帝,人始终有对终极的不懈追求与敬畏,如果一定要给它们一个概括那就叫真理。对神与真理的追求其实非常相似。在万物有灵的多神时代人与神界的沟通需要中间人,祭司或者“巫”。在那个时代,巫掌握的力量是巨大而神圣的,人间的权力需要得到神的确认,这样,人间的王权甚至需要“巫”的确认。在古代中国社会,人间权利解决的办法是人神一体,号称天子,巫的权利被剥夺了,也即是神的权力被剥夺。造成的后果也很明显,神人格化以后,神圣性下降。
       教会这事情说得太多了。教会其实就是大祭司团,垄断人与神的沟通渠道从而获得权力,教会权力曾经极为强大又不知约束,经过与人间权利的争夺以后渐趋理性,渐渐不再过分干预人间权利。
      
       苏联这种(党)呢,是试图垄断真理的解释权,甚而制造真理。无论马克思也好,列宁史大林也好,毛邓理论也好,都应该由他们发布和阐释。与神的相似点是,这些理论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的,不能讨论的。不同点是,人民的需求也由他们代理和定义,这样无论神界还是人界都被他们打通了,中间人变成了真理本身!
      
      
  •     我也寫完了。。之後看你寫的,發現我們的兩篇應該結合起來→_→。。
  •     讲得很好,书刚到手,阅后再来
  •     在写论文和实习怎么还有时间看书? 我都只能每天翻几页了
  •     啊。。我比较任性 不喜欢的都置后了 所以才会现在还没写完= =
  •     人为的辩证法我也觉得写的超赞,后面两篇没有读懂,有时间交流一下心得!
  •     我水平很低啊。得多学习才能把意思梳理清楚……
  •     我也要学习,这类随想集的文章,心里觉得好,但是要自己能清晰的表达,还需要时间,和功力才行
  •     更绝望了,我的绝望只是不知道还要多久中国才有巨变,TG的倒台是历史必然走向。
  •     写得很好,额外同意最后一段。
  •     这篇文章清晰的说明了,人一旦虚无(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了,下一步就是无耻。
  •     不能转载吗?就是喜欢看看,自己留着也不行吗?
  •     现在的人很喜欢用被洗脑这样的词,其实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不是被这种思想就是被那种思想,根本不存在真空的绝对的自由思考。
    ~~~~~~~~~~~~~~~~~~~~~~~~~~~~~~~~
    是呀,绝对的独立思考只有孤独症患者或是精神崩溃的疯子。
  •     哈哈,好恶心的书评。
  •     “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
  •     对某些人来说,某个时代的的某个地方是地狱,而对另外的一些人是天堂
    赞这一句
  •     您为何注销了呢?我拜读了您很多书评,觉得您写的很好!
  •     "所谓的真理催生丰富的邪恶" 。个人以为,
  •     没有破损与褶皱,不能说不好
  •     从印刷、内容以及价格上十分值得,一直没舍得怎么看啊
  •     黄宗羲的思想在明夷待访录里可见一斑,印象深刻
  •     结合西方政治思想史,对我的专业及写论文都有很好的帮助。
  •     转型 中的中国,终于到手啦
  •     全英文的,下载侵权文件的
  •     对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的分析入情入理有节,慢慢领悟。
  •     个人非常喜欢,我有《自由宪章》和《通往自由之路》都没法看。
  •     个人觉得这系列的书都不错,值得买一本看看。。
  •     而且是公认学养很好的大法官。,以后常来
  •     学习国关的必读书之一,值得拜读
  •     只是现在可能感觉不大,乘活动买了好好看看
  •     希望奶奶一直很开心,很不错。可以了解原版的风格
  •     可是纸张的质量较差,对政治一窍不通
  •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国, 再看看第四章第一节是怎樣寫的。
  •     至少要比扔到下水道强些。,专门为考研的补充专业课买的
  •     可读性不强,书的质量和包装很好
  •     把握时代脉搏。,揭示了权力的本质。
  •     因为买林达的美国系列的书,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     我们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要吸取,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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